开启经济增长“新三角”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开启经济增长“新三角”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时代浪潮下，中国经济正站在转型的关键路口。曾经依靠人口红利缔造增长奇迹的我们，如今面临着传统动能式微的困境。若要从根本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中国需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目前，银发经济、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驱动，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三角”。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中国充分利用有利的人口结构，并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发展经济，成功收获了人口红利，成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并成功跻身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4%。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20%，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30%，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正在逐渐式微。一方面，老龄化、少子化使得中国劳动力的结构优势逐渐丧失，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从国际经验看，通过生育政策调整、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的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延长人口红利。但也应注意到，仅从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的角度来进行制度改革，只能“治标”，难以“治本”。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口规模将日益庞大，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加重，国民储蓄率势必下降，这会使过去依靠高储蓄率、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若要从根本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中国需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从人口变化趋势和经济增长理论来看，“银发经济”、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泉。
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发展“银发经济”
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引导最终消费的规模和产品构成发生变化，使之反映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偏好和消费能力。庞大的老年群体将形成日益增长的潜在消费市场，为老龄产业的快速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从而催生“银发经济”。从发展趋势来看，“银发经济”至少存在老年人专用产品、健康服务业、养老设施和护理服务、老年人金融和其他特色服务等增长领域。其中既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产品消费需求，又包括老年服务需求，还包括文化、教育、艺术、体育、休闲、娱乐等方面的精神消费需求。近年来，高科技与老龄产业的融合正在成为产业发展的趋势，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兴养老产品与服务业正在萌芽和兴起，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包括可穿戴监测设备、养老管理软件、网络医院、智能养老院、看护机器人、老年人远程监测系统等养老产品与服务。
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期。对中国来说，老龄产业将是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之一，发展前景广阔。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当前老年人设施等相关市场规模约为4万亿元，而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顶峰，将形成市场规模达到28.4万亿元的庞大产业。另据《中国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报告（2019）》提供的数据与预测，2022年中国健康养老产业市场规模达10.29万亿元，到2050年将增加到10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将从2022年的12.56%上升到2050年的33%。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老年人养老金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自2005年以来已经实现连续20年上涨。数据和相关预测显示，2020年中国老年人退休金总额为28145亿元，而到2030年，退休金总额将达到73210亿元。老年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提升了其消费能力，老年消费需求得以不断扩大，近年来中国的老龄人口商品消费需求总量在1.5万亿元以上，而且预计未来还会快速增长。从养老文化氛围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还是社会大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化养老模式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可。居民文化素质不断提升，对养老健康的概念和方法更加明晰，也更加重视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状况，懂得利用不同的医疗保健手段来提高身体素质。养老健康观念的普及化也将推动养老产业的迅速发展。总之，“银发经济”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是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市场需求变化，既是政府和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又是中国内需拉动、经济转型不可回避的课题。
然而，也应注意到“银发经济”兴起面临的一些现实障碍，比如中国老年群体的储蓄偏好普遍较高、劳动参与率较低、养老保险体系欠完善等主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老年消费提高。为此，在把发展“银发经济”作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应通过政策组合提高老年人消费能力。一方面，通过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完善养老保险体系，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增加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养老金融体系，比如，推广“以房养老”等“倒按揭”方式将老年人的金融资产置换成现金流，从而充分释放老年群体消费潜力。以此来解除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束缚，从而保证“银发经济”蓬勃发展。
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创造内生动力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不可能永远依赖人口红利，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实现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与结构红利的替代，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富有生产性的劳动力数量会趋于下降，如果能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则能够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率。
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教育资源的制约会在一定时期内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有较明显缓解，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从而在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预期寿命的延长为延长人们受教育年限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但可以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会促使人口红利的收获路径发生改变，通过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来缓解老龄化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同时，寿命普遍延长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期的延长，也会增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但应当看到，人口老龄化也会加剧家庭养老负担，挤出家庭的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不利。因此，政府应扩大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政府也可以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例如，将国有资产划转充实养老保险基金，为家庭发放教育补贴券与低息教育贷款等，上述政策可以减轻家庭的养老与教育支出压力，激励家庭更多地对下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如果能够进一步提升国人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将有利于形成人口质量红利，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可以适当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比如把高中阶段的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从而提高家庭教育投资积极性和下一代年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延缓老龄化带来的“技能折旧”，可进一步完善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劳动者创造继续教育的机会。一方面，通过立法形式保障公民终身教育的权利，倡导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配套措施，比如设立推进终身学习的专项机构、设立“学分银行制度”来认证终身教育成果、为低学历群体尤其是低学历老年人制定专门的终身教育项目并鼓励大学为其提供免费职业培训等，为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营造良好的环境。
回应人口老龄化“倒逼”，以创新驱动迈向技术红利时代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应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必然发生，应通过激活创新的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当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企业可供选择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时，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将“倒逼”企业通过更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来提升竞争力，这实则是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的最佳时期。某个产业或行业的创新竞争会促使人才、资本从低生产率的企业向高生产率的企业流动，这种市场竞争带来的微观生产效率提高正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机制”，资源配置效应成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重要源泉。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的“倒逼机制”，发挥其对创新的激励效应。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促进了人工智能发展，工业机器人应用在中国快速增长。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协会发布的《2022年世界机器人报告》，2021年世界上制造业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前5个国家是韩国、新加坡、日本、德国和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机器人市场，2021年机器人的安装量位列世界第一，占世界总安装量约5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运用通过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本回报率并促进资本积累，可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也应鼓励企业增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在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化解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风险。同时也要规避“机器换人”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冲击，让人工智能成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国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并积极推进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科技人才的培养并壮大科研人员队伍，补齐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短板，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利用“技术红利”有效替代人口红利。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障碍，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还需要改革助力。中国应着力解决创新的主体、动力、领域和平台等问题，将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将市场竞争作为创新的动力源泉。制度与政策设计应遵循产业创新的规律，从具体国情出发，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技术进步方式上，应采取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双轮驱动”，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应更为重视自主创新；二是应加快形成技术创新的政府和市场“双向引导”，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解决技术创新领域内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三是应实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四是应以硬件设施和软环境的建设推动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内部条件，营造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