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No.31《危险的边疆：游牧部落与中原冲突史》-匈奴
读书笔记 No.31《危险的边疆：游牧部落与中原冲突史》-匈奴
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边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政权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的机制性更替过程。
◆导论：草原游牧世界
公元前800年前后，欧亚草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游牧民族的出现，形塑了2500年的世界历史。
草原政治组织与边疆关系
基本的畜牧单位既是游牧生产单位，也是游牧政权的核心。在草原国家中，同时包含着部落与国家等级制度，两者各自具有独立的功能。在对外事务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但在内部组织则是协商和联盟化的。至少有三层行政等级制度，即帝国首领及朝廷、受命去监督各部落的官员，以及当地的部落首领。
这种结构的稳定通过从草原之外榨取资源以支撑国家的方式得以维持，因为单个部落是没有足够力量获得这些收益的。所以一旦制度崩溃及地方首领得以自由行事，草原就重回混乱之中。
权力周期
除了蒙古人之外，“游牧征服”只发生在中原政权崩溃之后没有政府可以加以敲诈之时。强大的游牧帝国与中国本土王朝同时兴亡，当中原陷入严重无序和精神衰落时，草原权力也转移至其组成部落受众，直到中原重新建立起秩序之前草原一直无法再获统一。
文化生态
东北与西域由于其各自的混合经济，无法明晰地归入任何阵营之中。当中原与草原分别形成强大帝国时候，这些地域就成为边疆大争斗的中心，而当集权统治瓦解时，就形成各自为政的小国家。
大多数成功的外族统治者并不来自蒙古草原，而来自东北边地。东北分为四块主要区域：辽东半岛自战国时代就有中原文化；辽西草原和燕山是游牧民族的家园；紧邻朝鲜的茂密森林带，住着畜牧与农耕混合经济的村民；沿海地区则栖息着猎人和渔民。
内陆亚洲的游牧生活和部落组织
游牧生活建基于民众与其动物季节性迁徙的能力之上，一位牧民的活动范围是由他所在的血统集团的权力所确定的。由大家庭组成的宿营团体是一种文化理想形态，也具有经济优势，但并不容易维持。一旦他们拥有的牲口数量超出了当地牧场的承载力，就难以维持大家庭的完整。
部落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建立在巢穴般的血缘集团模式之上，这是一种圆锥形氏族。这种谱系证明了使用牧场的权利、在血族集团之间形塑了社会与军事义务并建立起当地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但在游牧帝国的实际运行中，谱系关系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部落集团往往会根据政治关系，通过从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重组。必要时，可以操作、曲解甚至发明新的谱系统来证明领导权的合法性。
◆草原部落联盟：匈奴帝国
帝国联盟
秦汉时期出现三大游牧集团：西部的月氏、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以及东侧的东胡。秦修建长城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瓦解中原边地民众与草原的任何潜在联盟，即将游牧民众从中原排除出去。长城只有在完工以及秦朝灭亡后，才与游牧入侵的威胁联系起来。
秦朝覆灭之际，匈奴原本是草原游牧集团中最弱的。冒顿崛起后，吞并东胡、击败月氏，趁着中原内乱而掠夺河套地区，后又控制了西域。匈奴问题至此成为汉朝最主要的对外政策问题。
匈奴单于权力来源于其作为战争首领以及中原与草原部落之间的单一调解人的双重角色。匈奴国家的结构与其说是其自身进化的结果，不如说是游牧部众为了解决其自身组织的问题，以便能有效地掌控中原的一种结构性反应：
① 单于的权力以及传承，受到地方部落首领的限制，地方部落民众更忠于自己的首领；
② 单于扮演唯一调解人角色，目的是为了从中原获得犒赏和贸易利益；
③ 匈奴对中原采用的是深思熟虑的敲诈政策，以暴戾之名在讨价还价中获得最大利益；
④ 汉朝因无法体会匈奴组织原则与自身的不同，因而提出的对策无法有效影响匈奴。
失意的部落首领有三种出路：1-西迁（大月氏）2-反叛（乌孙）3-归附中原（浑邪王）
匈奴政治结构的两个最重要特征是：1-存在着一种明确的贵族制度（二十四万骑与骨都侯）；2-存在被广泛接受的任命新单于的方式（新单于必须获得部落贵族的支持），一般来说，匈奴贵族们倾向于选以为强有力的军事领袖而非幼主，因此父子相传逐渐变成兄终弟及。
外部事务——与汉朝的关系
通过从草原外部攫取资源，匈奴国家获得了其他政权从未获得过的稳定性。汉朝和匈奴的和约是建立在绥靖战略基础上的，对匈奴非常有利，单于也用和约及汉朝奉金捍卫了他在草原上的地位。
汉朝的政策是要在草原与中原之间产生尽可能多的鸿沟，而单于则通过掳掠或者威胁掳掠中原的方式让其同意开放边市贸易，从而维护其经济基础。
匈奴时战时和，以便从中原获取更多的利益，没有哪个和平协定能永久性地约束他们。尽管匈奴是西汉最危险的外部威胁，但匈奴从未表现出要征服中原，并且还会避免占据汉人的农业地区，因为这将使他们背上防卫的包袱，暴露其人数上的劣势、丧失机动性。
西汉企图采用“五饵”战略削弱匈奴，但实际上“纯粹的游牧民必然是贫穷的游牧民”，由于匈奴国家结构的原因，汉廷是无法与草原上的匈奴首领结成联盟。
在与中原的战争中，匈奴有地理上的优势。从位于草原的中心方位出发，匈奴迫使汉军沿着整个边界艰难寻敌作战，而匈奴却能集中权力攻击汉军最薄弱之处。只有汉军采用匈奴的战斗方式，以轻骑兵和突袭方式战斗时，方能取得大捷。而胜利与失败一样，都使汉朝花费甚巨，但匈奴却可以在一次失败后快速得以恢复。
匈奴内战
对汉朝朝贡体系真实本质的认识，使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得以实施一种草原政治中的新战略。他利用汉朝的巨额财富和军事保护去赢得草原上的内战。汉廷则期望支持内战中的对手，以图“以夷制夷”。从长远看，这一政策不仅帮助呼韩邪赢得了内战的胜利，还让匈奴从内战损失中恢复出来。实际上，朝贡体系只是旧有的和亲协定的补充，不可能取而代之。
王莽试图将匈奴纳入中原真正的朝贡序列的意图导致了一系列毫无成效的战争，也正是他不得人心的国内政策使他一朝败亡。王莽死后，中原陷入一场持久的内战，这一时期匈奴的军事实力正处于顶峰，但其依然像在秦汉之交一样保持着中立，原因在于匈奴需要在中原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可以敲诈。中原分裂为诸多彼此征伐的小国将会破坏资源与政治结构，而这些资源与政治结构正是匈奴寄生的基础。
第二次匈奴内战
两次匈奴内战的起因和结果都非常相似，都是由横向继承方面的问题导致的，随着草原经济困境而加剧。南匈奴为了削弱北匈奴，先阻止中原商人与北匈奴进行贸易，又垄断了与东汉的朝贡体系，最后还在汉军资助下，与乌桓、鲜卑一起攻击北匈奴。随着南匈奴战胜北匈奴，内部边界战略的效果再次得到验证，但与第一次内战不同，这次内战使匈奴帝国分崩离析，再难掌控草原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