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经济衰退警报与结构性挑战
德国的经济衰退警报与结构性挑战
德国曾是欧洲经济增长的引擎，如今却面临或将连续两年经济收缩的局面。虽然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通胀飙升等周期性因素已经得到缓解，但许多分析指出，德国的问题更多在于其自身的结构性挑战，包括人口结构变化、能源转型缓慢、公共投资不足、官僚主义泥潭等。
其经济衰退和结构性变化的叠加效应在制造业中尤为明显。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本文基于国际智库、学者的相关观点，分析德国经济现状、多重挑战与相应的政策建议。
德国经济现状
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且复苏乏力
一方面，德国经济或将面临连续第二年负增长。10月9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发布联邦政府秋季经济预测报告，将2024年德国GDP增长预测从此前的0.3%下调至-0.2%。此前，德国经济研究所（DIW）、伊福经济研究所（Ifo）、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等五家德国智库9月发布秋季联合预测报告，提出2024年德国GDP或将下降0.1%。
“继2023年GDP下降0.3%之后，这可能是德国二十年来首次出现GDP连续两年萎缩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样对此表示，德国可能是今年唯一出现收缩的G7经济体。
另一方面，德国经济复苏乏力或将延续。罗伯特·哈贝克表示，预计2025年德国经济将缓慢复苏，实现1.1%的年增长，到2026年加速至1.6%。五家德国智库的联合预测报告预计，德国经济2025年与2026年将分别增长0.8%与1.3%，其中私人消费的积极表现将推动整体经济的初步复苏，邻近欧洲国家的经济好转将支持德国的对外贸易。
联合预测报告进一步提出，脱碳进程、数字转型、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已经触发了德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德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受到制约。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
其中，经济衰退和结构性变化的叠加效应在制造业中尤为明显，资本商品制造商和能源密集型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德国制造业正在努力应对全球工业部门的疲软和新订单的减少，而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特定领域的总增加值强劲增长，部分缓解了制造业的走弱。
来源：DIW、Ifo、IfW等五家德国智库发布的2024年秋季联合预测报告
“德国模式”是否失灵？
德国经济的疲软表现也引发了对于“德国模式”是否仍然奏效的怀疑。
德国经济过去长期的繁荣发展，反映了该国以稳定为导向的政策、成功的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突出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以及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依赖。但近期数据显示，标准普尔全球（S&P Global）编制的HCOB德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8月的42.4进一步降至9月的40.6，成为自2023年10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此外，德国的PMI数据已连续27个月收缩，这是近几十年来前所未见的现象。
“德国模式”趋于暗淡，可从德国引以为傲的汽车行业和化工行业中一窥究竟。
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分析表示，从商业模式上看，德国汽车工业此前的成功基于两大支柱，一是生产和销售的积极全球化，二是在高端市场的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商业模式已经动摇。
电动汽车的迅猛发展为新的国际竞争者打开了大门，与此同时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德国汽车制造商面临销量压力，德国作为出口大国的地位也受到损害。2000年以来，全球汽车产业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亚洲，到2023年，近60%的汽车在亚洲制造、近50%的汽车在亚洲销售。这些新变化意味着，德国汽车行业中期来看将会萎缩而非增长，进而难以继续充当德国工业增长的引擎。
就业方面，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在2018年达峰后，于2023年降至78万人，减少了6.5%。伊福经济研究所预计，随着汽车行业进一步从内燃机汽车向电动汽车转型，到2030年德国汽车行业将有14.7万个工作岗位因退休而消失、将有21.5万个工作岗位因裁员而减少。
企业层面，今年9月，德国大众汽车不仅打破了曾维持30年的不裁员承诺，也有史以来第一次考虑关闭个别国内工厂来实施紧缩计划，目的是实现大众品牌6.5%的利润率（2024年上半年其利润率降至2.3%），并在2026年前节省100亿欧元的成本。该决定的主要原因包括德国的生产成本过高（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和能源成本）、生产能力低下、中国市场销量下降以及电动汽车销量不佳。大众汽车以外，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也面临着相似的境遇。
就化工行业而言，德国化工企业减少国内投资与加大海外投资的趋势愈发明显，呈现显著的“去德国化”特征。该行业2023年产量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21%，利润下降了12%，投资下降90%，新订单也处于十年来最低水平。
企业层面，德国最大的化工公司巴斯夫今年以来已经关闭了13家在德工厂，还要在明年停止3家工厂的全部生产线；朗盛、科思创和赢创等德国化工公司也相继作出了减少、推迟或完全停止在本土投资的决定。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德国的能源价格没有优势——德国化学工业协会（VCI）估计，当前阶段德国的能源价格比美国高出5倍、比中国高出2-3倍，另一方面，德国国内较为严格的化工品安全法规和低碳转型要求带来了高昂监管成本与政策不确定性。巴斯夫董事会主席薄睦乐（Martin Brudermüller）对此直言，“在德国，看不到还能赚钱的地方。”
德国的多重挑战
周期性因素已经得到一定缓解
首先，俄乌冲突爆发后，天然气价格飙升，德国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但随着天然气价格回落，根据IMF数据，德国的贸易条件已经恢复到能源冲击之前的水平。德国的贸易顺差去年达到GDP的4.3%，低于疫情前过高的顺差，但高于过去二十年的平均水平，IMF预计今年该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其次，此前通胀飙升抑制了消费，同时欧央行为对抗通胀而连续加息，又抑制了住房建设和其他对利率敏感的行业。但通胀飙升的情况已经发生扭转，德国通胀率从2023年的5.9%大幅回落至今年9月的2%以下；伊福经济研究所预计，未来两年德国通胀水平将达到2.0%和1.9%。欧央行也已放松货币政策，今年以来三次降息，考虑到通胀数据和一系列增长指标的疲软，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预计欧央行将在年内继续降息步伐。
再者，疫情后全球需求从制成品向服务业的再平衡不利于德国制造密集型经济，但IMF分析认为，该不利因素应该会在未来一两年内逐渐消退。有分析预计到明年能够看到德国工业订单的温和回升。
结构性因素对增长前景构成更大挑战
不论是德国政府还是国际智库、机构与学者都指出，结构性因素对德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构成更为严峻的挑战。
人口结构方面：老龄化速度加快、婴儿潮一代退休以及移民潮结束，将造成德国劳动力短缺，尤其是技术劳工的短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数据显示，德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已从2000年的26.5升至2023年的41.4，在发达经济体中仅次于日本（54.5）。考虑到德国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阶段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或将收紧，老龄化将在未来几年对德国经济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在德国，衡量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职位空缺数与失业人数之比已从2014年的3：10攀升至6：10，其中技术劳工的短缺尤为突出。IMF对比分析表示，相对于2019年至2023年间的数据，2025年至2029年间的德国劳动力（15-64岁的人口）增长率将会下降0.66个百分点，这是G7经济体中的最大降幅。此外，其官方数据显示，到2035年德国熟练工人缺口将达到700万人。
伊福经济研究所预计，人口结构变化将导致德国的劳动力潜力持续下降，到2030年，潜在产出的增长率或将大幅下降到0.4%。
能源方面：能源成本持续缺乏竞争优势，能源转型进展缓慢。
一方面，虽然德国的能源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仍将保持在远高于2019年前平均价格的水平，也远高于美国、中国的价格水平。经济学人智库（EIU）认为，能源成本高企将加速德国从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性转变，考虑到服务业生产率增长通常落后于制造业，预计德国的生产率增长将继续落后于其他经济体。
另一方面，德国近年选择主动退出核电并转向可再生能源，202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已占其总电力消耗的52%，但其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远未达到能为其庞大的工业基础提供稳定供应的程度，也不足以满足其高耗能行业的需求。2023年德国首次从电力净出口国变为电力净进口国，有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德国逐步淘汰煤炭和核能发电，但与此同时电力需求上升。
德国官方预计，即使目前正在规划中的氢气管道项目得以落地，氢能本身也只能满足德国30%-50%的用电需求，仍需每天建造约4-6座陆上风车才能实现2030年80%发电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然而，过时的官僚机制使得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许可和审批程序复杂且漫长，叠加电网连接的缺乏和大量的规划限制，德国能源转型的速度仍然较慢，远不足以满足这个欧洲工业强国的能源需求。
投资方面：公共投资规模受限且效率低下，私人投资停滞不前。
自2000年以来，德国的公共投资平均仅占GDP的2.3%，比欧元区的水平低1个百分点，在发达经济体中处于倒数水平。有观点提出，这主要是由于德国政府历来反对公共支出，更强调维持预算盈余。
今年德国政府恢复了此前因为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而处于暂停状态的“债务刹车”制度，这一制度来源于2009年写入德国宪法的财政规则，明确了德国联邦政府不得为德国州政府举债、联邦政府的新增财务赤字不得超过国内GDP的0.35%等。“债务刹车”制度无疑限制了德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转型、数字转型等方面的投资能力。
另一方面，德国的私人投资也停滞不前。德国央行在2023年第三季度对7500家德国企业进行调查发现，糟糕的宏观环境是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能源成本和工资成本高企、熟练工人短缺、监管不确定性较高、税收水平较高、公共资金不足、公共管理效率低下和数字基础设施落后等。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德国的官僚主义泥潭对私人投资构成了突出阻碍。IMF报告指出，德国制度中的繁文缛节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德国企业获得营业执照需要120天，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
举例来看，在德国获得建造陆上风电场的许可，大约需要五到六年的时间。此外，德国政务（包括注册企业和税务申报）的数字化水平也落后于其他欧盟国家。例如，德国只有43%的政府服务可以通过在线表格预先填写个人数据，而欧盟的平均水平为68%。
政策建议与展望
如何应对结构性挑战
针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考虑到未来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部分观点提出德国可以进一步开发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潜力。
综合来看，导致德国女性就业水平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根据德国税收制度，夫妻双方按一个税收单位纳税，这降低了男性收入高于女性的家庭中女性的工作意愿；二是德国规定月薪538欧元及以下的任何工作都可免税，这对于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来说，意味着增加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水平可能对应着更高缴税，收入反而可能减少；三是德国儿童保育服务缺口达到40万个，这是阻碍德国女性增加工作时间的突出障碍。
IMF对此建议，可增加儿童保育服务供应并减少已婚夫妇中收入较少者的税收，使女性更想延长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德国央行行长约阿希姆·内格尔（Joachim Nagel）也指出，德国拥有320万尚未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隐藏储备”，其中60%的人拥有中高级职业资格，并且女性占较大比例，因此需要增加对儿童或需要照料者的护理设施，以帮助更多人更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外，也可通过将退休年龄与2030年后的预期寿命挂钩，来增加劳动力市场中老年人的数量。其他的政策建议还包括加强职业和进修培训、为长期失业者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等。
针对能源带来的挑战，短期来看，德国需要实现天然气供应的多样化，目前其正通过转向挪威等替代供应商来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长期来看，德国央行建议通过提升能源转型和气候政策规划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来激励相关投资，从而加速能源转型——
首先，确保进口并存储足够的气候中性能源，扩大德国电网，同时将德国与欧洲邻国的电网相连接。其次，广泛使用碳定价工具，从而激励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现最低成本的投资。再者，有节制和有目的地使用研发补贴工具，刺激清洁能源的创新和增长。
此外，还有分析建议，德国需重新考虑对核能的立场，尤其是考虑更为安全的核聚变发电技术，这有助于确保能源转型过渡期间稳定的能源供应。德国还需简化其官僚程序，以充分实现相关政策带来的经济与环境效益。
针对投资不足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建议，德国政府应废除宪法中“债务刹车”对财政赤字的限制，通过举债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内过剩储蓄，提高公共投资水平。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23年德国私人部门储蓄占其GDP的28.44%，私人部门投资占GDP的20.94%，并且大部分的私人部门储蓄盈余投向了国外资产，沃尔夫对此表示，德国需在国内更多使用该储蓄盈余以支持德国和欧元区的发展。
IMF则建议，德国可以通过Partnerschaft Deutschland等咨询服务项目来增强市政规划能力，也可以考虑改革支出项目、调动更多收入或调整“债务刹车”限制。例如，将“债务刹车”对新增财务赤字的限制放宽至GDP的1%左右。此外，德国政府还应全面减少繁文缛节，加快政务数字化进程。
改革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有分析指出，德国经济困境是历届政府不愿推行“必要但痛苦”的改革的结果，但如今面临经济停滞甚至衰退风险以及背后的结构性挑战，德国的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2024年7月，德国联邦政府正式审议并通过了针对2025年度的政府预算草案，同时宣布了一项包含49项措施的增长计划。整体而言，德国政府此举旨在吸引国内外企业及投资者的目光，营造有利于劳动力融入与发展的环境，最终提高德国的潜在产出。
此次预算草案总额为4806亿欧元，比2024年少80亿欧元左右，其中德国财政部用于投资的拨款达790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债务与GDP的比率将保持在2024年63.25%的水平。
此次增长计划的主要措施包括：鼓励民众更多参与工作、增加工作时间，对外国技术工人实施激励，降低个人税负，减少官僚主义，鼓励私人投资，控制能源价格等。
然而，增长计划涉及的改革措施能以何种速度推进仍存不确定性：
首先，德国自我施加的“债务刹车”限制，以及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领导的红绿灯执政联盟内部就2025年联邦预算的内斗，意味着出台更多财政刺激措施的空间很小——联盟中左倾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赞成放宽支出规则，而财政保守的自由民主党则希望这些规则得到遵守。
其次，新欧盟财政规则也给德国的改革施加了压力。据路透社报道，德国于今年6月收到了欧盟委员会要求其重新调整未来四年预算计划的文件，该文件显示，欧洲最大经济体将不得不在2025年将净支出同比增长限制在2.25%，这一数字低于今年的3.75%。这进一步限制了德国的预算财政空间。
最后，将在2025年举行的新一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也意味着政策的不确定性。朔尔茨10月表示将邀请商业协会和工会共同讨论制定新工业政策以拯救德国工业，但是，鉴于今年欧洲议会选举和德国部分州选举中德国执政党的挫败，下一届政府的组成仍未可知，这又给改革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