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宁：王与之和《东岩周礼订义》
洪振宁：王与之和《东岩周礼订义》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浙江温州地区的重要学术流派，其代表人物如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探讨永嘉学派的发展历程时，一位没有考取进士的布衣学者王与之及其著作《东岩周礼订义》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本文将从文献学的角度，深入分析这部80卷巨著的学术价值及其所体现的宋型文化特点。
王与之《东岩周礼订义》宋刻本（蝶装），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在新近出版的《永嘉学派文献概说》书中叙述永嘉学派，为何首先就讲王与之和他的著作《东岩周礼订义》？
从存世文献看，王与之的著作《东岩周礼订义》的当代价值，应当排在第一位。首先，温州人著作中，宋代刊刻本流传至今的，也有十余部，其中，《东岩周礼订义》是80卷巨著，宋刻本今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永嘉学派诸位学者如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郑伯谦等人，其著作，均为明清刻本或抄本。其次，王与之的著作，体大思精，最能体现宋型温州文化的基本特征。
这里，不得不先对王与之与他所编撰的著作《东岩周礼订义》作一个介绍。王与之是南宋乐清人，居住在乐清城郊，自温州至雁荡山的必经之地，有园林之胜。他长期担任乡村塾师，是一位没有考上进士的“布衣”，所写作的文章峻洁雄特，晚年的时候，叶适的门人孙之宏曾经请他担任儿子孙自昭的教师。王与之在科场失意，但潜心坚持研究，皓首穷经，书籍满家，博通经史，编撰《东岩周礼订义》80卷，请当时的文豪真德秀作序，得到鼓励，真德秀去世后，王与之修改书稿，删繁取要，编撰成为一部巨著，经众人集资刊刻成书。地方官赵汝腾加以推荐，进呈朝廷，于是宋刻本流传至今。
《东岩周礼订义》集宋代《周礼》学之大成，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编《四库全书》，收入此书，四库馆臣又精选部分著作，编成“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挑选一部分，摆放在摛藻堂，专供皇帝阅览，其中就选了《东岩周礼订义》一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该书颇具其地位。
最能体现“宋型文化”特点
为什么说“最能体现”？宋型温州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宋型文化，是傅乐成教授提出的学术概念。他在1972年发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宋型文化”的命题，获得海峡两岸学者的回应，讨论文章越来越多。宋型温州文化通过区域文化性格与地域性传统的延续而表现出来，她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注重经世致用；二是强调务实开新；三是布衣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四是文化创造者往往以合群的方式来做事。
下面结合王与之的著作，试着加以简要的分析：
简析第一个特点“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是儒家极为重要的学术品性，永嘉学派诸位学者往往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提出治世的方略，尤其是通过“三礼”来阐发经世致用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支柱、一个核心，十三经与二十四史是两大支柱，一个核心是“礼”。《礼》是经世之大经。“三礼”之中，《周礼》最尊。《周礼》是儒家的经典，古代读书人必读之书。宋代温州学者研究《周礼》，所撰著作约有20部，占整个中国学人研究《周礼》著作的五分之一。王与之《东岩周礼订义》搜罗宏富，是宋代完整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集解体《周礼》学著作，又是“宋学系”《周礼》文献的重要代表作。书中采引南宋学者对《周礼》的解义有32家，其中温州学者的解义就有13家。到了明代，有张璁、侯廷训等，研究“三礼”，后来，张璁依靠在布衣时所积累的真知灼见，第一站出来议大礼，成为嘉靖革新的主将。清代温州学人，研探《礼》学，有两部高水平的巨著，一是孙希旦《礼记集解》61卷，一是孙诒让《周礼正义》86卷，均收入“十三经清人注疏”系列，近年又为《儒藏·精华编》所收入。后来，还有戴礼的《大戴礼记集注》13卷和《礼记通释》80卷，戴礼曾经在乐清教过书。还有林尹撰《周礼今注今译》11卷。
简析第二个特点“务实开新”。温州区域文化性格与地域性传统是宋代开始形成并延续下来的。永嘉学派是一种“开新”的经世之学。在宋代，学人务实求变，革故鼎新，遍疑群经，自由讲学，有一种创造与开拓的精神。陈傅良写作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军事制度的专著《历代兵制》；周行己最早对纸币发行准备金问题进行理论探讨；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郭楚望创建了中国古琴艺术的第一个流派（浙派）；施发绘制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医诊断脉象示意图；曹豳在苏州创办了苏州最早的书院，等等。文化创造者屡屡创造中国第一，后来的温州文化人尤其是在近代时期，创造的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第一达到40多个。就王与之《东岩周礼订义》，今学人周微著《周礼订义研究》一书，评论说：王与之也与宋代学者一样，持新见，在“师古”的基础上进一步“变古”，训诂经文，喜立新解，表达自己的独到见解，往往能针对现实弊政寻找相应的解决之道，寓经世之思。周微指出：“于南宋后期空谈学风泛滥之际，王与之能坚持考据礼制，其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令人钦佩。同时，他能借考论《周礼》所载制度，议论解决现实弊政的出路，未尝不是对永嘉学派经世传统的一种继承。”
简析第三个特点“布衣著述”。宋代温州民间兴办书院、学塾特别多。据《浙江省教育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记载，有宋一代温州书院有19所，杭州仅5所，嘉兴3所，湖州8所，绍兴16所。规模比书院略小一些的学塾，在温州更多。宋代温州书院的兴办，比苏州要早一百多年。苏州最早的书院是端平元年（1234）瑞安人曹豳在那里创办的和靖书院。教育的发达，使得温州地区考中进士的比较多，约占浙江省的五分之一。但当时给温州科举的解额比较少，470人中才能考一名。大多数的读书人，作为考不中进士的“未仕之士”，留在了地方，继续在家乡的书院、学塾任教。这些布衣，往往上书朝廷，就事关国计民生的多方面建言献策，他们著书立说，坚持进行学术研究，以此而济世，在自身生活与地方社会事务的经营中，体现了一种安贫乐道、为改善民生积极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布衣精神。乐清王与之就是一位这样的布衣，为人师者数十年，科场失意，但继续研究《周礼》，被誉为“经明行修之士”。身为布衣，乡居海隅，凭个人之力，博采众家，撰成巨著，实属不易。当时著名的学者真德秀称赞他“于古今诸儒之说，莫不深究，著为《订义》一编，用力甚至。”赵汝腾则认为他的著作“精粹无疵”。当代学人也说他的著作“其体大思精，由博得约者，要以（王）与之是编为第一”。温州各地布衣上书、著述，后来逐渐形成地域性传统，得以延续，变成一种社会风气，至今流传。
简析第四个特点“合群运作”。从运作方面看，温州学者往往以“合指为拳”“连袂成帷”的方式来做事。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东岩周礼订义》一书，系海内单传，仅此一部，为蝶装旧式，颇有宋代气息。首尾完整，不缺任何篇什。十分珍贵。蝶装，即蝴蝶装，打开时书叶向两边张开，仿佛蝴蝶展翅，在宋代，蝶装一直很流行，该为蝶装，是当时朝廷的要求。80卷《东岩周礼订义》，是在南宋时期由温州民间众人集资刊刻的。据李致忠先生的研究，今存宋刻本是在王与之家刻本基础上增补并刷印而成书的，刊印是民间的。该书是众人出资刊刻的，从宋刻本可以看出，多卷末镌有“此卷郑知院性之刊”“此卷赵徽猷师恕刊”“此卷林武博伯顺刊”“此卷孙知府舜举刊”“此卷卢武博同父刊”“此卷赵都承以夫刊”“此卷黄郎中朴刊”“此卷郑金部逢辰刊”“此卷郑知军似祖刊”“此卷余知府观国刊”“此卷黄提举山成刊”“此卷朱知府子肃刊”“此卷张告院正子刊”等。到了清代，瑞安刊刻孙希旦《礼记集解》，也是由众人集资来完成的。当时出力或出资的有瑞安、永嘉、平阳、乐清、泰顺的50多人，众人合力运作。从刊刻《周礼订义》到刊刻《礼记集解》，时间跨过了约620年，而乡人集资运营的方式仍旧，传统仍在延续。后来的温州人特能合群运作，“抱团”做事，可见传统的力量。
综上所述，王与之编撰《东岩周礼订义》是宋刻本的永嘉学派的重要文献，且最能体现“宋型文化”的温州特点，所以，从文献学视角讲永嘉学派，首先就应当介绍这部著作。详细的，可以翻阅《永嘉学派文献概说》一书。
宋刻本《东岩周礼订义》，其中的一叶
来源：乐清市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