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中国，催眠中国——现代演说学中的发声技术、情感科学与群众政治

唤醒中国，催眠中国——现代演说学中的发声技术、情感科学与群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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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中国，催眠中国
——现代演说学中的发声技术、情感科学与群众政治

导论：启蒙者的催眠术

自晚清时期传入中国以来，公众演说的宣传与实践始终与民族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和政治实践者们启蒙民众、救亡中国的努力紧密相连。作为最早推广演说的先驱，梁启超将其与学校、报纸并列，称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以福泽渝吉为例，他将演说视为“助文明进化一大力”，并呼吁本邦“有志之士”多多尽力于此，以使中国能在文明竞争中追步维新日本。

1915年，民国教育部颁布《通俗教育讲演规则》，开篇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演说“以启导国民改良社会为宗旨”，随后更将鼓励爱国、劝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等列为“要项”，由此把对演说的提倡深刻契入了国家改良的整体方案之中。从民间到官方，近现代中国的演说史与政治史密不可分，正如陈平原所总结的，演说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每每得益于“晚清的制度转型、‘五四’的政治抗争以及抗战的社会动员”——“有声的演说”中因而总是渗透着“无边的国事”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