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所谈及的“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物我两忘
王国维所谈及的“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物我两忘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中国古典文学美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两种境界不仅体现了诗词创作中的主观与客观关系，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美学价值。
《人间词话》作为一本文学批评著作，很多人都将它视作词学、美学的依据，并把它立为近现代词学圭臬。作者王国维生于清朝末年，当时正值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时期，而他也是在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家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影响后，以崭新的视角从美学及哲学方面对我国古代的诗词文化进行了全面独特的评论。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在《人间词话》中，作者将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例如，作者认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有我之境”，通俗说就是指“显我”，即作者在描写客观事物时，会移情于景，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带入到所创造的境界中来，如作者所列举的欧阳修《蝶恋花》中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诗中的女主人公被锁在深深的庭院中，大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孤独与等待中度过。面对满园花色，无暇欣赏，只有一腔苦闷抑居心头，将那泪眼抛向花儿，残花的衰败似乎也象征着自己一生的悲惨命运，而实际上花朵凋谢只是正常的自然规律，而诗人则更多地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赋予到花儿身上，以我观物，使物带有了自己的感情色彩。还有杜甫的《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将自己在战乱中的凄苦与哀愁寄予到花与鸟身上，这些都是“有我之境”的具体表现。
而“无我之境”是相对于“有我之境”来说的，即“隐我”，是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通读《人间词话》并了解王国维先生的词学主张及人生追求后，能够得出：这里的“无我之境”，并不是真正地进入“无我”状态。纵观古今诗词，没有一首能够脱离作者的本真状态去描写万物，抒发感情，而脱离了作者主观情绪的诗词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
像陶渊明《饮酒》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这里并不能看到作者的身影，那所谓的“南山”是在以物的视角去看到，想到的，它是一种在自然的状态下性情的自发流露。作者在归隐田园，远离世俗的尘嚣后，终日饮酒作诗，寄情山水，早已超脱于外，不为物扰，不为人拘，过着一种无我，放达的自由生活。因此在诗中，并不能看出何者为物，何者为我，但这并不代表就是一种“无我”的精神状态，作者的本真感情还是与景融为一体的，只是由于高超的艺术手法，迷惑了读者的双眼。同样类似的还有被称为“诗佛”的王维，他的诗属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作者并不刻意地去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景物身上，而是用一种含蓄的情感表达方法来融汇到那清丽自然的山水之中，不动声色地创造出唯美的意境。像《山居秋暝》里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可以说是达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地步。诗人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一幅雨后山间的清新秀丽风光图，全诗看似在写自然美景，实则和陶渊明一样，借自然山水来寄托自己高洁的情怀和崇高的理想追求。
王国桢
在王国维心中，古今诗词的“无我之境”是大于“有我之境”的，诗人能将自己的情感含蓄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直白地堆砌辞藻，制造意境，这是很多诗人都达不到的境界。因此，他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境界说"解释及来源
关于王国维的这两种境界说，历来解释繁杂。其中尤以朱光潜和萧遥天为主，他们对此理论的解释颇受人们非议。朱光潜在《诗论》的第三章《诗的境界——情境与意境》中，将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进行了混淆，简单地把“移情说”作用于其中，这就造成了错误的理解。而萧遥天是单纯地将“无我”与“有我”比作了“客观”与“主观”，这种阐释是极不合理的，因为王国维的理论主张里是完全没有这一说的，这只是萧氏个人的主观臆断。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其美学思想则更多的是受到西方美学家叔本华的影响，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在审美的静观方式中，我们发现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客体的知识，不是作为个别事物，而是作为柏拉图式的理念，即作为该事物全体族类的永恒的形式和关照者的自我意识，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纯粹的无意识的认识主体’。”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国维先生所创造的两种境界，“观物感”即是由这里的“纯粹的无意识的认识主体”得来。
王国维的个人成就及践行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王先生生于清朝末年，此时我国已由封建社会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状态，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西方大量的科学文化涌入中国，也就在此时，王先生接受了西方新学思潮，并大量地阅读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专著，在美学、哲学、心理学、史学方面颇有建树。先生毕生钻研学术研究，致力于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哲学、文学、伦理学、红学、金石学等多个领域都造诣极高，且无师自专，成为众多领域的大家，让人望其项背。但王先生一生都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淡泊名利，超然物外，在那个战乱纷争的年代里，他始终沉醉于自己的“无我”状态中，为我国的古典文化研究殚精竭虑，尽心尽力。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2日，50岁的王国维投湖自尽，并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此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令世人为之震惊，一代大师就此陨落。或许是由于对世间已再无留恋，或许是感慨于文化的衰落，或许是其文人使命已经完成，在他短短的这50年间，其对历史、世界的贡献已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很多名人，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他的价值永远不会消亡，他用一死成就了自己毕生所追求的“无我”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