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空间观：传统艺术呈现的重要路径
中国古代空间观：传统艺术呈现的重要路径
【导读】空间概念在中西方哲学史上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至后现代，形成了较为详备的空间观体系；而中国古代虽未形成严密的空间观体系，却在神话、巫术、天文、地理、堪舆、礼仪、艺术等领域蕴藏着丰富的空间意识。这种独特的空间观念如何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呈现方式？本文将为您深入解析。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生了“空间转向”，空间成为哲学、美学、艺术理论等领域的关捩性问题。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中国传统文艺的空间形式问题研究”（18BZW005）指出，空间是中国古代诸多问题的交汇点，也是深入古代艺术问题腹地的重要路径。它一方面为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原发状态提供了一个理论抓手，另一方面为中国传统艺术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阐释框架，对于理解中国艺术的美学精神具有较大的理论指引和思维导向作用。
中国古代空间观的致思路向
“空间”是源自西方的概念，在古代汉语中，“空”及“间”与现代意义上的空间虽然存在关联，但意义差距较大。在西方哲学史上，对空间问题的追问从未停止过。大体而言，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本体论追问阶段，主要是古希腊时期，包括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早期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二是认识论反思阶段，从笛卡尔一直延续到康德、黑格尔、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三是实践论批评阶段，包括巴什拉、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大卫·哈维、索亚等。可见，西方自古希腊至后现代，形成了较为详备的空间观体系。这个体系是逐渐生成的，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因而具有较大的变动性和开放性。之所以称之为体系，是因为西方哲学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将空间概念化的冲动，无论是早期的本体追问，还是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反思，还是后现代的社会批评，空间均未逸出“形式”的理论框架。无论是外在的物理空间，还是内在意识层面的空间，或者是两者的居间状态，空间一直充当着人们理解并掌握世界的重要形式。西方空间理论主要追问三个问题：一是空间是什么，二是如何认识空间，三是如何运用空间？前两个方面体现的是“真”，第三个方面体现的是“善”。西方美学家、艺术家将这种求真问善的思路应用到文学艺术领域，发现了空间之“美”。西方艺术中的空间之“美”是建立在空间之“真”“善”的基础上的。
相较而言，中国古代并未形成像西方那样严密的空间观体系。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古代先哲对空间问题的思考主要包含在宇宙论、道论、元气说、阴阳五行说，以及玄学、佛学、理学等思想之中，比如老子、庄子、尸子、墨子、《易传》作者等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以及后世的魏晋玄学、佛教禅宗、宋明理学中就蕴含着深刻而独到的空间观念。从实践层面而言，中国早期的神话、巫术、天文、地理、堪舆、礼仪、艺术等文化领域也蕴藏着丰富的空间意识。在先哲的思考中，的确可以找寻到类似于古希腊空间观的思想萌芽，比如，宇宙是什么，宇宙的结构与基本构成如何（《管子》《尸子》《淮南子》等）；空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墨子》）；五行与空间方位的关系如何（《管子》《吕氏春秋》等）；道与时空的关系、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老子》），元气、虚空与道的运行规律（《庄子》），变化与时空的关系（《周易》《荀子》）；等等。但是，这种追问“空间是什么”以及“如何认识空间”的致思路向并不是中国古人的最终选择。古人最关心的还是日常生活中实际接触的各种实体空间，如宇宙、天象、地形、殿堂、房舍、院落、器物等，由此再进一步延伸到心理领域，如梦境、幻想、回忆等精神空间。在这些物质的、精神的空间之中，古人实现了天、地、人、神之间的有效沟通，宇宙大空间与个体小空间在观念上达到了某种统一，外在的物质空间与内在的精神空间彼此勾连互通。与西方求真式追问空间的方式相比，中国古人考虑得最多的还是空间的功能与价值，亦即“善”这一维度。西方空间观表现出鲜明的对象性和唯一性，中国古代空间观体现出交互性和居间性，注重人与空间的关系。中国古人还通过种种艺术媒介，复制或拟构了他们所理解的大小空间或内外空间，创制了各种形态的艺术符号空间，这些符号空间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之间存在密切的同构象征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艺的形式特质与精神品格。
中国古代空间观的艺术呈现
中国早期形成了有关空间的两种建构路向：一是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感悟、想象出来的应用型空间观，二是先秦诸子及汉儒在宇宙论、道论、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哲学思辨型空间观。这两类空间观对后世的文艺形成了深层次的渗透和影响，成为文艺空间形式的思想观念源头。那么，空间观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对同时期以及后世艺术产生影响的呢？
古代空间观的确立既是一个缓慢的知识递增以及观念明朗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在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全方位整体推进并多维度渗透铺展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空间观并非哲学追问的专属问题，同时也是神话想象、宗教巫术、天文观测、地理堪舆、礼仪实践等文化形态关注的共同问题，当然也会在同时期的艺术制作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实际上，古代空间观是以一种思想含摄与观念规导的方式对艺术同步施加影响的，艺术又通过拟构的方式对这种空间实行象征性的复现和表征，由此所产生的大量艺术品以各种符号形式承载并凸显了人们的空间想象，这种对观念的艺术“反哺”强化了空间在日常生活以及社会文化领域中的重要性，使空间得以关联甚或涵盖诸如天道、王权、生死、祸福、贵贱、美善等重大问题，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思想观念指引。如果结合明堂、宫室、墓葬、绘画、礼器等早期艺术制作以及相关文献中有关空间的形制、图像呈现与文字表述，则不难理解空间在早期文化中的重要性。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进的思考是，古代空间观对后世艺术的形式构成及其精神品格也产生了隐秘而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早期的应用型空间观逐渐确立之后，在汉代经学中已被抬升至意识形态的高度，再经过后世不断的强化和应用，已经成为中国古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置疑，人们对空间的把握不会总是停留在感知的层面，各个时代的思想精英们必然会将这种关涉面极大的问题提升到理性的高度，并加以思想提炼与理论升华。老子、庄子、《周易》作者、汉代经学家等早期思想家们，从不同维度对空间展开了理论思考与哲学阐发。尽管这种理论层面的空间观与上述应用型空间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合，但在观念形态与功能价值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差异。应用型空间观主要解决的是农业生产、王权政治、宗教观念等方面的社会实践问题，思辨型空间观更关注宇宙的本体构成、道的运行以及事物的变化规律等理论问题。因此，相对于应用型空间观而言，思辨型空间观更为抽象，因而对艺术的辐射性更强。前者对艺术制作的表层形制与图式产生发挥直接的指示功能，后者对艺术的内在审美基因与精神境界起到统摄和规导作用。
需要进一步详明的是，两类空间观对艺术的影响和渗透并非毫无差别。应用型空间观主要影响到礼制性艺术，思辨型空间观则与汉魏以后的士人艺术关联密切。礼制性艺术表征的是神祗、帝王、国家、部族的集体意志，这是与应用型空间观相契合的；士人艺术，特别是诗、文、书、画等文人雅艺，更加注重表现知识分子个体的精神追求与品格境界，源发于先秦诸子的思辨型空间观为这类艺术敞开了自由宽舒的思想场域。当然，思辨型空间观与应用型空间观均源自早期的宇宙论，两者分流同源，异干同根，这使得二者对后世艺术的影响既存在区别，又具有交叉性和相通性。总之，这两类空间观是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重要思想渊源，二者对后世文学艺术的思想意旨、题材范围、抒情方式、叙事结构、形构经验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播撒性、浸润性的渗透和影响，因而对艺术形式的构成和凝定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