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经济：流量噱头还是真实存在？
女性经济：流量噱头还是真实存在？
在当今社会，女性经济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消费数据到就业状况，从教育水平到生育选择，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和影响力日益凸显。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经济真正实现了平等和发展？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女性经济的现状与挑战。
女性状况知多少
女性经济，在很多人眼中与“妇女能顶半边天”同构，很重要一个指标是受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参与率。从过去这些年数据来看，好消息是女性受高等教育程度提升，坏消息是女性就业参与度甚至有所下降。
中国官方大概每十年会做一次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第一次是从1990年，此后每十年一次，如今已经是第四次。按照报告定义，社会地位在这样的报告中一般被定义为与男性相比较的权利、资源、责任和作用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包括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法律和社会性别观念、社会保障等维度。按照2020最新一次调查报告，教育是女性发展进步最明显的领域，接受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女性比例为18.0%，甚至比男性高1.6%。
2023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7%，平行对比而言，这一水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不少，世界平均水平是47.3%。但是如果从历史对比而言，这一数据可以说处于历史低位。1990年时候，这一数据是是89.4%。而按照2020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 近七成女性处于在业状态，城镇和农村女性在业比例分别为66.3%、73.2%。对比之下，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就显示，女性就业率数据显然更高，当时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为71.1%，城镇为60.8%，农村为82.%。
不少研究已经指出，如果家庭经济稳定，女性受教育机会与男性往往相差不多，但是一旦家庭出现经济危机，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失去受教育机会。教育之外，就业领域的分别也很明显，毕竟就业场上很难像高考那样只看分数，这些年男性应届毕业生收获offer与签约均比占比女性高出10%左右，签约率是女生的两倍。可见，对于女性而言，成功考入大学，成功获得一个好工作，并不能保证自己在十年后好过同班同学。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原因很复杂，有可能是生育，也可能是就业环境恶化，也可能是社会观点变化。不论是哪种原因，数据所显示的女性就业率下滑真实存在。
消失的中年女性
即使毕业成功进入职场，中年之后，女性在职场中消失的状况也并不新鲜。社交媒体关于中年女性消息引发纷纷感慨。不少中年女性在参加同学或者同事聚会之后，发现一个现象，40岁以上的女性，一半都没上班了，剩下的则多数是在体制内。
中年女性退出职场有各种原因。家务是很重要因素，按照第四期女性社会地位报告，家务劳动仍以女性为主，时间约为男性的2倍。主动退出职场的自然有，但属于少数，在真实世界中，女性退出职场多数是被动的无奈之举。家务常包含繁重的育儿投入，而工作的回报在中年之后年年下降，工作性价比不高，因此退出职场反而成为理性选择。当年在千军万马中卷过男性的女性，在职场中并没有获得更长的生命力。这种观察也符合宏观数据，女性受教育越来越高，但是教育回报率却连年下降，女性的收入并没有随着教育提高成比例提高。
女性受高等教育超过男性，这并不是中国特色，事实上在美国80年代初期就出现过。1960年，美国从四年制学院或大学毕业的男女比例为1.6∶1，但从1980年开始，美国每年从四年制院校毕业的女性多于男性。不过，这种变化，在美国同样也没有抹平男女收入鸿沟。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长期关注女性议程，她通过数据指出在大学毕业头几年，男女往往处于同一起跑线，而毕业大约10年之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变得明显。
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一变化？那就是孩子的诞生，“几乎总是对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早在戈尔丁求学的70年代，经济学家马格丽特·吉尔平·里德就追求将女性的家务、照料等无偿劳动加入国民收入核算，但是这一倡议在以经济人为基础的经济学模型中显然不现实。
家庭vs事业
可见，选择家庭还是事业，这一看似很老套的问题，但对女性而言没有彻底翻篇。对于不少女性而言，同时拥有事业以及家庭，在今天并不是那么轻松。在戈尔丁的定义中，“事业”（career）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或称“进程”，必须持续一段时间，同样，她定义的家庭也包含育儿，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紧张的时间冲突。
戈尔丁从美国百年的数据，探索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艰难平衡。这种平衡即使在美国，也是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女性，出生于19世纪末期，如果大学毕业，那么有一半概率从未生育，1/3的概率终身未婚，可见他们面临家庭和事业二选一选项，而且当时容纳她们的岗位也非常至少。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受到高等教育，加上各种生殖技术的引入，她们更多的人有了孩子，将近80%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40岁前至少生育了一个孩子，这个数据比起几十年前甚至十多年前已经大为改善。
育儿对于女性的影响，比起同工不同酬等媒体关注的现象更为严重。及至今日，表面上女性在事业和家庭都可以自如拥有，但是背后始终存在男女收入鸿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高薪工作都是贪婪的工作，贪婪的工作其实就要求员工更多时间，这不仅意味着加班、周末或晚上工作可以挣得更多，而且每小时的时薪都明显更高，金融业、咨询业等行业更为明显。戈尔丁指出，性别收入差距是职业差距的结果，职业差距是夫妻收入不公平的根源，核心就在于生育使得女性很难持续选择贪婪的工作。
在贪婪的工作中，随叫随到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时间成为最稀缺的资源，毕竟无论普通人还是富豪，都无法完全将生产育儿假手于人。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夫妻存在分工，一个献身贪婪的工作，一个服务于家庭，前者往往是男性，后者往往是女性——这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并没有问题，但是从现实结果而言，却导致了男女即使起点一样，抱负一样，也最终面临高下有别的职业发展。
对于戈尔丁的分析，不少喜欢谈论“母职”负担中产女性应该心有戚戚，不过这样的女性并不是中国的全部。
增长才能真正激活女性经济
无论妇女节还是女神节，“女性经济”以及“她经济”的话题总是被翻炒，舆论多数洋溢一种女性地位越来越光明的热潮。各个商家平台也陆续出炉各种数据，列举女性在旅游、理财、买房、购物等层面花了多少钱，以及具备多少的决策权，以此证明女性多么有价值。更有甚者，甚至文学影视中，有多少女性出现也是某些人眼中关键指标。
问题在于，忽略这些报告数据水分以及营销特点，这些报告本身忽略了一个前提，决定家庭开支本身，恰恰很可能并不是什么人人渴求的权力与荣耀，不过是又一个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而且，如果女性的价值是以消费量作为衡量，这是否也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新陷阱，没有消费就是看不见的新穷人？
任何理论和数据，都需要面临不同情景的考验，跨国比较常见错误就是简单类比。因为制度、城市化等因素差异，美国经验和中国很难说能简单类比。戈尔丁很多研究是基于美国二十世纪的数据，其中有美国具体情景，更多可以比较的是一二线城市中产阶层，至于中国广袤的内陆地区，其实很难直接用美国经验来类比。
与此同时，大众关注往往是个案，但是个案在统计学没有太多代表意义。前脸书高管桑德伯格以个人经历为蓝本《向前一步》，号召女性勇于追求成功。问题是，一个身处高位的中国女高管要改善自身处境，想必很难如同桑德伯格那样高呼一声“向前一步”就顺风顺水，普通女性在现实生活的处境也很难和精英女性共鸣。上市公司多了一个女高管，传媒树立了一个女性鸡血榜样，达沃斯论坛多几个女性演讲者，在多大程度可以帮助普通女性？过去就有研究指出，榜样短期内或许可以激励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她们对于普通人的处境改变非常有限。
同样地，中国很大，女性的面孔同样多变，“小镇贵妇”、“县城婆罗门”、“一线中产”、“软阶层”、“职场白骨精”、“江浙沪独生女”、“恋爱脑”、“搞钱”等社交媒体流行标签之下，阶层地区差异不输于性别差异。就像婚姻，有人会将婚姻看做爱情的结晶，也有人会把婚姻看作阶层跃迁的梯子，更多人也许只是当做社会任务的完成，这些观点对不同人来说都具备情景理性。
在生育数据看也有不同维度，《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揭示，大陆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53.8万元，养育一个孩子到本科毕业平均需花费68万元，分别上升约10.9%和8.5%。与此同时，对比收入，中国家庭抚养成本其实更高，约为2022年人均GDP的6.3倍，美国为4.11倍，日本为4.26倍。与此同时，随着二胎三胎的放开，从多地的人口数据而言，出口人生的性别比例开始重新偏向男性，比如2022出生人口性别比依旧高达111.1，这意味着男生比女生多11%，这很难说是一种自然选择。
从大时代来看，美国女性权益的提升，本质是什么？抛开女性主义喜欢强调的女性意识觉醒、教育、个人奋斗等因素，本质在于二十世纪是一个美国世纪，美国经济不断能以接近3%的速度增长——不要小看这一数字，年复一年的复利效果是惊人的，只要经济新蛋糕不断做大，女性才有可能可以分到更多。
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是成长于60年代到70年代的激进氛围，其批判特性也天然带有左派特质，多是学院派的产物，除了批判父权制，也批判资本、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消费主义甚至也批判中产阶级。事实上，这种解构看似犀利，其实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差异性和动力学。
资本追利，但是如果女性更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女性而不是男性，这或许不是公平，但是对于女性相对而言更有利。同样的是，中国女性权益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也有自身的制度历史环境。不少人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提升了女性地位，其实不全然，本质因素还是在于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与改革开放，只有源源不断的增长，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蛋糕，才能使得女性能够从中分到更大也更公平的比例。
同样，宏观制度与女性经济也密切相关。现在讨论家务、育儿投入、男女歧视、出生率等与女性密切相关话题，往往聚焦于微观家庭，很多做法本质是在内卷亲人。但是，这些话题之所以引发软阶层广泛痛点，是由于其中很多因素是来自社会的体系性问题；这些问题很难说依靠个人努力或者伴侣体谅就可以豁免其间的诸多痛苦。上述聚焦微观话语不仅容易导向男女对立，而且容易变为公众内部的囚徒博弈。
韩国的案例，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以出生率而言，韩国在发达国家中一直很低，韩国2023年第四季度的出生率为0.65，是其建国以来首次跌破0.7。韩国这种困境背后，女性权益意识提升固然是一方面，房价以及内卷推波助澜，但一个很重要因素就还是经济因素。韩国作为后发国家，为了追求高速发展，发展过程中逃避了很多福利，事实上把很多育儿责任推给家庭；而随着城市化的进步与大家庭的瓦解，小家庭对于这种育儿压力难以支撑，生育率自然难以为继。非洲谚语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孩子是社会的未来，那么社会不应该把责任简单丢给家庭，让疲惫不堪的母亲指责同样疲惫不堪的父亲，这种“丧偶式育儿”应到此为止。
如何定义女性经济，无非再次体现了我们时代心照不宣的表里不一与左右纠结。或许，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去定义去想象，本身就忽略人群、经济、地区等重大特征。正如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言，“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只有独立的男男女女和家庭。” 也许并不存在女性经济这种想象的整体，而是一个个独立的单个真实女性，改善女性的处境，或许最需要的不是各种无法自洽的理论，而是需要实在的增长，也需要社会做出切实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