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前沿 | 美国硅谷大厂的内卷方式和出路反思

社会学前沿 | 美国硅谷大厂的内卷方式和出路反思

进入科技“大厂”曾是很多人梦想的工作，高薪优待吸引了千百万有职业抱负的年轻人涌入相关行业。然而近年来，科技公司大规模裁员，越来越多的员工裸辞回乡，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对大厂工作的质疑声音：“996”的工作制度极度压缩了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劳动中，员工们被塑造为原子式个体，乃至失去了意义感和价值感。

除了批评和反思大厂模式对个体的摧残和剥削，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Carolyn Chen 深刻觉察到这一现象对整个社会肌理的破坏。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Work Pray Code: When Work Becomes Religion in Silicon Valley一书中，Chen 借助美国硅谷的案例，深入分析了大厂工作对个体精神生活的影响如何导致传统社区的消亡和公共参与的式微。

Chen 通过五年多的深度访谈和实地调研，梳理了高科技工作与从业人员精神生活之间的深刻联系：一方面，工作替代精神信仰为这些人提供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科技公司所创造的隔绝空间破坏了原本的生活社区，造成公共事务无人问津，也削弱了参与式民主的基础。那么，在科技大厂之外，我们怎样重新找回人们生活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从而维护公共领域的整全？通过对“科技乌托邦”的层层剖析，作者在全书的最后设想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科技企业的新型工作模式

在硅谷的许多高科技公司中有这样一种企业组织模式，他们致力于打造“家庭式的企业文化”（family-like culture），满足员工的各种需求。高技术人才在公司享受着餐饮和健身房等便利条件，每年享有漫长的带薪假期，父母为双职工的家庭可以将儿童送到公司的托管中心，连家中的宠物都可以得到悉心照料。不仅如此，许多公司还为员工专门开设了冥想、静修、瑜伽等课程，保证员工在享受优渥物质待遇的同时，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在谈到他们的工作时，很多人用到了归属感、认同感等词语，似乎潜移默化地，某种精神上的转变已然发生在工作中。一位公司的高管曾这样形容，“管理团队很像是扮演牧师的角色”。他为团队制定了一项职业发展计划，该计划帮助员工“与真实的自我建立联系”，这样他们就能全心投入工作。某种程度上，公司已经把信仰和心灵关怀作为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一种方式，如谷歌邀请佛教导师为员工开设冥想课程，以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在领英，正念等修行方式作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得到推崇。

在这些高科技公司中发生的变化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工作正在以微妙的方式取代精神信仰。过去几十年来，工作攫取了美国人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他们对信仰的投入。在1972年，无信仰者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为7%，但到了2018年，这一比例已经增加到23%，特别是高技能、高收入的群体，尤其倾向选择工作而非精神信仰。然而，数字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精神需求，相反，这类人希望工作场所能够满足他们对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渴望——工作是他们找到意义和灵魂的地方。

正如宗教研究学者凯瑟琳·洛夫顿（Kathryn Lofton）所说：“我们对宗教的兴趣不体现在教派传统中，而在工作场所文化中。”注意到这一趋势的企业高管们，立刻将其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以佛教为例，不同于僧侣们在深山寺院中的修行，在企业中传授的是“清除”了宗教色彩的佛教，员工们在瑜伽室、水疗中心等场合接触到印度教和佛教的神灵，通过书籍、研讨会等精神手段来进行“宗教消费”。如今，在教堂祈祷的美国人越来越少，更多人在工作中得到治愈和启迪。

今天，工作中所蕴含的精神意义代表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次精神转变，当马克思·韦伯写下《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时》，他所研究的是17世纪欧洲工人生活的世界，一个围绕着基督教会及其教义的世界。他问道，宗教是如何组织人们的工作生活的？——而现在，我们需要换一个问题来问：工作是如何组织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通过对美国近几十年来工作与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回顾，我们将发现影响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以及这种转变给全社会带来的后果。

宗教衰落与工作狂热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加入到白领工作中。根据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描述，当时的白领工作是这样的：白领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40小时工作周，习惯性地服从他人命令，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技能出卖给官僚机构；唯有在工作之外，他们才能建立自己真正的生活，于是在工作的重担下，白领工人围绕新教教堂、天主教堂和犹太教堂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并通过这些社区结识朋友、寻找配偶、养育子女，最终找到人生的意义。在工作所带来的成就感匮乏的情况下，宗教团体无疑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

然而，到了20世纪末，随着美国经济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转型，40小时工作周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逐渐消失，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承担更多的工作。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许多公司通过大规模裁员来优化人员组织结构，而那些幸存下来的高技能人才虽然工作时间更长，更加辛苦，然而他们却任劳任怨，乐此不疲；究其原因，他们声称自己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乐趣和价值。那么，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工作，并促使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化？

可以确定的是，白领工作者依然面临着全球化、工期紧张、缺乏保障等种种压力，但是由于激励机制的变化，“绩效工资”（pay-for-performance）的模式显著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忠诚度。不同于采取“低路战略”（low-road strategy）、通过减少对工人的投资来降低成本的蓝领公司，知识密集型的白领公司更多采取了“高路战略”（high-road strategy），特别注重培养高技能工人：奖励他们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以及更大的工作自主权。企业不再把专业人士视为“需要减少的成本”，而是需要投资的“资产”。

不过，若想在新的全球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是增加物质上的激励是不够的。公司领导人认为，他们还要引导员工在情感和精神上全情投入工作。在美国，若想建立这样的企业文化和组织，答案只有一个——精神信仰。员工不再被视为服务于机器的齿轮，而是变为某种信仰团体，相信一个更高的、超越的目标。晚期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从提高工作效率转变为使工作更有意义。大多数500强企业都采用了宗教组织的关键要素——使命、道德规范、起源与奋斗故事，以期增强员工在身份和价值上的认同感。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传统宗教对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和身份认同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影响力，这种衰落在城市研究学者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所说的“人力资本集群”（ human capital clusters）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高技能专业人员比例较高的地区——如圣何塞、麻省剑桥、旧金山等地，“人力资本集群”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机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意义和目的。一个个“科技乌托邦”（Techtopia）开始形成，他们逐渐接管了其他社会机构的功能，并为员工提供了新的“整全性”（wholeness），包括认同、价值和精神——这构成了21世纪的美国梦。

个体的“整全”和公共生活的“破碎”

“科技乌托邦”所回应的是美国人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归属感的缺失。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不仅远离了宗教，而且远离了公民协会和工会，甚至连国家归属感也面临危机。现在，除工作之外，人们还能向何处寻求归属感和人生目标？当他们的成就感集中在工作场所时，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湾区光环的背后，还有着许多笼罩在阴影中的故事，体现出来的是公共生活和社区联系的断裂，而这为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警示。

首先，科技公司试图垄断一切活力根源，从而在无形中创造了一个隔绝的空间。以金属屑和磁铁为例，如果我们将金属屑撒在桌面上，金属屑就会聚集在最强大的磁铁周围，即使我们想让它们均匀分布，但它们还会自然地向吸力最强的磁铁移动。科技巨头就是吸力最强的那块磁铁，吸引着个人出走家庭、宗教团体、邻里和民间协会。它不会“掠夺”或“榨取”，而只是“吸引”——吸走人们本会投入到其他社会机构的精力和时间，而这些机构在历史上一直是生活满足感的来源。

我们也可以直观地对比在科技公司出现前后人们的生活社区：曾经，社区的组成是多元化的，邻居们职业各异，存在着共同关切和不同的利益需求，他们与大相径庭的个体沟通交流，并维护着公共生活和民主基础。现在，社区由许多个软件工程师叠加组成，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发展公司的资本——只要能一直在公司工作，就能够维持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些人无需建立额外的友谊、信任和善意，对公共事务无需关心，而这不仅破坏了原本的社区肌理，也削弱了参与式民主的基础。

不仅是工程师和单调的工作组成对社区产生了消极影响，科技公司和湾区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对于想要“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来说，规则和法律并不重要；如果有必要，他们有能力为自己的利益改变法律和扭曲公众意愿。例如，在2020年，Uber 和 Lyft 曾就加州新颁布的一项劳动法上诉，该劳动法要求两家公司将司机纳为正式雇员，并为他们提供福利和谈判权。对此，Uber 和 Lyft 停业抗议，斥资2亿多美元并最终成功通过了22号提案，该提案允许两家公司继续将司机视为独立承包商（即 Uber 和 Lyft 不必承担员工福利和保障的责任和成本）。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科技公司的增长不但没有促进社会进步，反而促成了某种形式上专制的抬头。

“科技乌托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体现在民主政治和劳工权益的方面，在湾区繁荣富庶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着严峻的经济不平等和阶级差异。尽管硅谷只有四分之一的岗位是科技行业，但是科技工作者的高薪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成本。2019年，谷歌员工的薪酬中位数是246,804美元，但旧金山的个人收入中位数只有74,841美元。不仅如此，本地企业的命脉被掌控在科技公司手中——科技公司攫取了硅谷大量的财富和资源，本地企业必须迎合他们的需求才能生存。正如那句广为流传的口号所说，“如果不能赚到谷歌的钱，那么你将一贫如洗”。

没有人愿意在硅谷开独立餐厅，因为他们无法与科技公司的食堂竞争：科技公司对员工用餐时间的无情霸占，已经削弱了当地餐饮业的公共性。同理，教堂和寺庙变得空荡，宗教领袖不得不将事工搬到工作场所，以便科技工作者高效地完成礼拜、祷告等仪式环节。然而这样做会占用宗教人士的资源和时间，那么谁来照顾社会中其他群体的思想和精神呢？科技人员的灵魂变得“完整”，其他人的缺憾该如何弥补？一种隐藏的歧视至此昭然若揭：在这里，只有拥有合适的技能、资历、年龄、地位的人，才配获得全面发展，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都是高技能人才的专利，其他人只剩下被掏空的精神和虚无缥缈的未来。

走出“科技乌托邦”

在对“科技乌托邦”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新型工作模式所具有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它帮助员工在工作的巨大压力下重新找回了价值和意义，似乎实现了个体的整全；但另一方面，它带来了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的破碎和失衡。在作者看来，当今美国大多数宗教并没有把对工作的崇拜视为一个需要改变的问题，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需要适应的东西；在湾区，精神信仰已经成为治愈内心的良药。但本书作者认为信仰的作用显然不止于此。

作家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指出：“在成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无神论，每个人都崇拜着什么。而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到底崇拜何者。”人们可以选择“崇拜”别的东西，从而停止崇拜工作，但这必须要成为一项集体事业、一种精神力量。换言之，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建立共同的“敬拜场所”，这包括家庭、邻里、信仰团体和民间协会，人们需要为这些“磁铁”充电，从而让它们吸引更多的时间——这是一种在全社会公平分配资源的主张，它关系着如何将社会从被科技公司垄断的活力中拯救出来。

本书作者认为，宗教信仰的仪式、实践和教义可以调整人类的心灵、头脑和身体，使其远离唯利是从的市场；信仰可以提供一套强大而独特的伦理系统和社区生活，来对抗道德的缺失。精神信仰可以教导正义、自律和同情心等美德，帮助人们决定如何、为何、以及何时工作；也可以告诉我们，效率和生产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作者看来，现在的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一种精神性的力量，来重新恢复公共领域的整全性。

“科技乌托邦”的发展是否会跌落深渊，取决于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如何作为。如果人们只是将自己视为孤岛一般的存在，那么工作所带来的与外界的割裂就难以避免，再多的精神填补也无济于事。找回精神信仰，不仅是恢复一种生活模式，更是恢复充满活力的多样性，恢复一种集体责任感和凝聚力。只有在共同目标的号召下，人们才有希望、有信念去超越个体，在广阔而相互关联的社会图景中找到自身的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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