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良师 | 潘懋元的基础教育情怀
大国良师 | 潘懋元的基础教育情怀
潘懋元先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从教87年，培养了500多位博士、硕士，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将重点介绍他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贡献和思考，展现这位教育大家的教育情怀。
谭南周，原福建省厦门市教科所所长
人物介绍
潘懋元（1920.8.4-2022.12.6），广东揭阳人，著名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开拓者与奠基人，多次获得中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他从教87年，培养的500多位博士、硕士已成为教育战线骨干力量。他曾任小学兼课教师、中学兼课教师和教务主任，担任厦门大学附属小学校长期间积极践行“新教育”理念，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效。始终关心中小学教育，积极从事小学教育科研指导和教师培养工作。
2023年7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授予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研究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潘懋元先生15岁从教，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务主任、小学校长成长为大学教授，一直服务于教育一线，教龄达87年。
这位高等教育研究的泰斗享誉国内外，许多重要书籍与报刊从多方面介绍过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科研造诣与贡献。高等教育方面的成就确实是他付出毕生心血所作贡献的最主要部分，然而，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校长和教师培养者，他在基础教育领域同样留下了翩翩身影，本文即试图谈一谈“潘懋元与基础教育”。
87年教龄，高等教育家始于小学教师
潘懋元自小就有深深的教育情结。1936年，他曾在广东汕头的《小日报》上发表一首小诗《自我》：“幸是寒家子，万般总可为。掀天原有志，投笔向无时。年逐流光逝，心随俗世缘。岂甘终暴弃，老大徒伤悲。”后又在汕头的报纸发表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时事评论等，显示出出众的文学才华。但他没有走上成为文学家的道路，而是义无反顾地当了一名教师。
1937年，潘懋元高中军训照
潘先生87年的教师生涯始于基础教育。那年在家乡揭阳，15岁的潘懋元接替生病的哥哥在树德小学当了半年的代课教师。潘先生回忆：“第一次上课的经历终生难忘，那是一次失败的课。我花了很多心思认真备课，结果上课那天，一上讲台就紧张，才讲了十几分钟就将备课的内容全部讲完了，再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倔强的他立下了“当一名好教师”的志愿。“别人能，我为什么不能？”随后，17岁的他插班进入汕头私立海滨中学高中师范科系统学习师范课程，并在一所夜校兼任教师。他18岁到普宁县泥沟乡锲金小学任教，教授国文、算术，后来兼任训导主任。他后到普宁县墩圩高埕乡高埕公校分校任教兼任训导主任，在潮阳县桥柱新寮乡仰高公学任教兼任训育主任。
1941年，潘懋元被厦门大学教育系录取，主修教育学，辅修经济学。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迁至闽西长汀办学，他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兼任长汀县私立乐育小学教师、长汀县立中学教务主任和公民课教员，边读书边教学，将所学教育知识用于教学实践。
1945年7月，潘懋元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前往江西省赣州市雩都（今于都）县中、南昌市葆龄女子中学（今南昌市第十中学）任教，均任国文和历史教员，执教过程中显示出深厚的文学与史学素养。
1946年，潘懋元回厦门大学任助教，兼任复办的厦门大学附属小学（以下简称“厦大附小”）校长。1956年，潘懋元在厦门大学为全校干部和教师作第一场全校教育学讲座，讲的是“普通教育学”，即中小学的教育理论。当时，因为内容不符合大学的实际，听众并不满意。这次挫折使他从面向中小学教师的普通教育学转而有针对性地研究大学的问题，一步步地走向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之路。
教育生涯起始于基础教育，服务于基础教育，直至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大家依旧关注基础教育，晚年仍在思考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创新问题。这就是潘懋元的基础教育情怀。
潘懋元在书房工作
任职小学校长，着力于培养学生素质
1946年，潘懋元经其大学老师、时任厦门大学教育系主任李培囿教授的推荐，从南昌回到厦门，到厦大教育系任助教。10月，厦大附小筹办，潘懋元兼任校长。
厦大附小前身为厦门大学附属模范小学，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是厦门大学为了方便教职员工子女入学而创办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曾就读于此。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大学在长汀8年，附小随之撤销。
抗战胜利不久，厦门很多小学都在筹备复办，附小也在其中，亟须解决经费、校舍、设备等问题。当时时局混乱，办学不易，办好这所厦门大学教师子女多在此就读的小学更不易。潘懋元在担任厦大附小校长期间，重点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优化师资。厦门大学原校长萨本栋教授曾规定“夫妻不能同校任教”。潘懋元坚持这种规定，认为一批教授夫人在厦大附小任教不方便管理。他向时任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教授争取到聘请教师的自主权，通过在文化和教育界的熟人以及各种渠道聘到了一批好教师；还聘请李培囿、林砺儒、郭一岑、陈景磐、汪西林等著名教授到厦大附小演讲或座谈，旨在开拓教师眼界，提高教师教育理论素养。
第二，添置设备。潘懋元当时设计了一种单独的课桌椅：每个学生一张桌子、一张靠背椅，单独分开，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两人共用一张桌子或长凳。这种设计便于学生学习，在当时有一定超前性。与此同时，他还着力修葺教室、妥善解决教师住宿问题，让教师无后顾之忧；修建小运动场，有沙坑、秋千等，供学生开展体育活动。
第三，建章立制。潘懋元坚持“一切为了孩子”的理念，明确规定：所有教师要比学生先到校，放学时教师必须把学生送上校车；每个班设一个班主任，要随堂听课，即自己没有课的时候要听别的教师上课，当时每个班教室后面都有一套桌椅，是给班主任听课用的；每天学生放学以后，教师集中讨论当天的教学情况，及时解决问题。
第四，采用先进办学理念。担任校长期间，潘懋元对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陈鹤琴的“活教育”等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理解，并将这些“新教育”理念践行于办学实践中。
他将德育理念生活化，每个星期围绕一个主题进行专题德育训练和课外活动。大力倡导德智体“三育”并进和个性教育，贯彻启发引导原则，促进小学生自发主动学习。学校设置了爱国周、秩序周、礼节周、服务周、孝顺周、仁爱周、勤俭周、整洁周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活动。另外，学校每学期还组织一次远足活动和一次运动会，项目除了田径比赛，还有爬山、放风筝比赛等，颇具童趣。
他还亲自作词，把自己的教育思想理念融入厦大附小《校歌》，如“师长慈和，同学相亲”“循科学的大道，做民主的公民”，优美的歌词、辩证的思维，闪耀着潘懋元对基础教育的深刻认识与感悟。
第五，重视社会宣传，扩大学校影响。潘懋元结合办学实践，在报纸杂志特别是厦门《星光日报》上发表有关教育时政解读和教育问题解析的文章，如《初小国常合教的理论与做法》。1947年，他在《教声》创刊号发表《理论与事实—厦大附小的报告》，对那段特殊时期附小复建的历史进行回忆与梳理。他还在《星光日报》发表《勿以苏联中学男女分校例中国》，讲述了历来讨论中学男女分校合校问题的四大理由，提出不要盲目套用苏联办学模式。
担任厦大附小校长期间，潘懋元实践了自己的一些教育理念，其中就有刚萌发的“素质教育”思想，而这种思想一直没有改变。在我国教育界对“素质教育”争论最激烈之时，他力挺“素质教育”理念，发表一系列文章，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素质教育”，强调“素质教育的提出，是中国教育界在教育理论上的创新”。
厦门大学本不是师范院校，他担任首任所长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也并不承担基础教育科研任务，而潘懋元这位有影响的高等教育大家却为基础教育推进素质教育振臂而呼，这是一种崇高的责任感。
1948年，潘懋元还在侨民师范学校（后易名为“厦门师范学校”）、鼓浪屿怀仁女中、厦门一中、大同中学等学校任国文、地理兼职教师或管理人员。从厦大附小卸任后，潘懋元专心从事高校教学、行政与科研，但始终关心基础教育。他多次到厦门的中小学校开展教育学讲座，即使成为知名教授、名教育家之后，依然关注着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牵挂着教师的科研工作。
斯人已去，留下基础教育研究的宝贵遗产
潘懋元对基础教育有着不少的研究与贡献，本文着重从扶持教育科研、支持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创新几个方面介绍。
扶持基础教育科研
潘懋元从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出发，发现导致不少基础教育问题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应有的科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省市基础教育研究院所纷纷成立，以科研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成为一种趋势。但是，地方教科院所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1991年，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全国部分城市教科所长协作会议，会议主题就是“地方教科院所怎么发挥作用”。会上，潘懋元做了“高校教育科研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关系”主题发言，竭力主张中小学校开展教育科研，认为基础教育领域教育科研的主阵地在中小学校，重点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这对提升各地教科院所地位、推进中小学校教育科研蓬勃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为了落实“科研兴校”理念，增强广大教师的教育科研意识与能力，发挥科研对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过几期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培训班，每期有二三十位骨干教师参加。第一期就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潘懋元在开班式上作了第一场讲座，提出要让高校与中小学教育科研“联姻”。以后的几场培训，尽管地点不在厦门大学，但是他都亲自作第一讲。他的讲座联系中小学实际，讲开展教育科研的作用以及科研方法，分析高等教育研究与基础教育研究的异同，强调基础教育研究要有“问题意识”，结合自己身边的教育教学问题开展应用型研究。为做好每场讲座，他阅读了大量厦门中小学教育教学方面的资料，走访学校，还专门请人制作课件。潘懋元的文采、口才俱佳，讲得深入浅出，又与听者互动，深受学员喜爱。在他的带领下，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多位教授也纷纷为培训班作专题讲座。近百名学员分布在厦门城乡中小学校，发挥了“科研兴校”的作用。培训班为培养中小学科研骨干，推动厦门基础教育科研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潘懋元还经常到中小学校指导教育科研，基本上是有请必到，包括到民办学校和幼儿园。他年逾八旬还应邀到一所新办的普通小学参加科研课题开题会，耐心地向年轻教师讲述科研的基本方法，以及如何开题、做课题需要注意的问题。
力挺素质教育
潘懋元发表过一批有关“素质教育”的文章。他肯定素质教育的提法是科学的，丰富了全面发展教育的内涵。大学提倡素质教育，扩大了中小学提出的素质教育的外延。同时，他又指出大学与中小学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异同。中小学提倡素质教育，一开始是针对应试教育弊端的，大学则是在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上，针对科学主义教育与狭隘的专业教育的弊端提出的，着重发展人文素质教育，使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协调起来。
潘懋元（右二）接受加拿大著名学者许美德教授（右一）采访（1997年）
1997年12月，政协厦门市委员会举办“素质教育研讨会”，主要内容是探究厦门市基础教育如何实施素质教育。潘懋元到会发言，他说：“素质教育是系统的社会工程。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区别，实质上是思想而不是具体办法。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而教，用什么思想指导教，实施困难也在思想上，阻力不仅来自教师的传统教育思想，更来自家长的、社会的传统教育思想。教育价值观、学生观不改变，采取再多教学形式变革也只是走过场。”
他强调了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教学是主渠道，课堂是主阵地，课堂教学传授的知识要内化为素质。二是加强心理素质的培养。要改变以往“以道德教育代替心理教育，以思想教育代替道德教育”的现象，在学生心理素质提升上下功夫。三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教师、家长乃至全社会都懂素质教育。四是要学习全国典型，树立本市典型。
潘懋元当过中小学教师，又与中小学校过从甚多，因而对基础教育推进素质教育颇多关注，亦有自身观点。同时，他也力主高校推进素质教育，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提出，发端于基础教育，而将素质教育从基础教育引向高等教育，也是他的理论贡献之一。
推进教育创新
在教师成长方面，潘懋元创造出“潘氏”周末学术沙龙。他从 1986 年开始，在家中开设“周末学术沙龙”。每逢周六晚上，一批年轻教师与研究生聚集在他家里漫谈。30多年间，只要他没有出差，这个集思想、学术、生活于一体的沙龙就不会间断，即使他搬家远离学校亦是如此。
潘懋元鼓励把这一“沙龙”形式运用到基础教育。他的一位硕士生毕业后在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把“潘式沙龙”的精神理念与运行方式运用到中小学青年教师培养上，并有所创造与发展。2020年，她出版了《学习共同体—教师成长的心灵家园》一书，在“后记”中这样写道：“这本书是我遵从先生教诲，将先生倡导的学术沙龙精神传播到厦门中小学教师中间，走教师自主发展之路的真实教育生活实践。”潘懋元欣然作序，写道：“举个例子说，我在研究大学教师发展的动力，对如何从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只能期望于教师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从此书得到启发，通过学习共同体的精心组织与培育，能够更好地深入教师成长的心灵，从而使外部动力自然地转化为内部动力。”这说明高等教育研究与基础教育研究是可以相通与互相借鉴的。
在校长培养方面，潘懋元主张培养职业校长。2003年1月，他在厦门市教育局面向全市中小学校长做了“21世纪的校长：从职务校长到职业校长”主题报告，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校长是职务校长，职务校长的主要任务是管理、管好学校。这已经无法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他强调：“21世纪需要职业校长。职业校长不仅要管理好一所学校，还要把学校作为服务性产业推向社会，会服务、会经营、会公关、会参与教育市场的竞争。具体来说，职业校长必须具备5个方面的素质：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服务意识和服务热忱、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事业意识和产业意识、公关意识与公关能力。”
在学生教育方面，潘懋元不仅思考“今天”和“明天”，还在思考“后天”问题。2021年3月，有来访者问及“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他回答：“教育的今天、明天与后天。”人们常说教育的“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是什么？他说：“后天是机器人时代。”他指出，智能机器人掌握的信息量远超自然人，而且运用信息极快。在很多事情对决中，机器人会战胜自然人，要对机器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因此，要建立“机器行为学”，对机器人进行德育、美育，以及法制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基础教育同样要建立“机器行为学”，因为“后天”机器人将遍及千家万户，融入社会各个方面。2023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给世界包括教育带来巨大挑战，印证了当时潘先生的先见之明。
潘懋元先生亲身实践、热心研究基础教育，贡献殊多。笔者虽未立程门，但一直执弟子礼，虚心聆教。笔者曾感叹：“您有丰富的基础教育思想，可惜没有很好地研究。”先生回应：“你当过教科所所长，可以研究呀。”这句话的重托，促我写就此文，以表对先生崇敬、缅怀之情。
（来源：《中国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