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和语言因人为因素分离而出现文言文，白话小说在唐朝初现雏形
文字和语言因人为因素分离而出现文言文，白话小说在唐朝初现雏形
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中国古代两种主要的书面语言形式，它们的演变历程反映了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独特轨迹。从先秦时期的文言文到唐代白话小说的雏形，再到宋代白话小说的繁荣，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语言文字的演变，更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文言”一词作为有别于白话文的古汉语书面语，是近现代白话文运动兴起后才产生的。因为后人无法得到古人的口语真实发音，只能通过文献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这些文献的绝大部分都是文言文。
古白话也留存在古代书面文字里，但是一般认为，文言文不包括古白话。文言和白话是相对的概念。当然文言的难度有深浅之分，难的如《尚书》、《三礼》（《礼记》、《仪礼》、《周礼》），较易的如《史记》、《世说新语》。因为文言与白话是一对相反的概念。
文言和白话究竟有何不同呢？明代有位著名散曲家赵南星，官至吏部尚书，曾写过一本名为《笑赞》的书。文中记载了这么两个故事。一个是说，一个秀才去买柴，说：“荷薪者过来。”卖柴人因明白“过来”二字，把柴担到书生面前。书生说：“其价几何？”因“字”明白，买柴人说了价钱。秀才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这回卖柴者不知书生说得什么，担着柴火离开了。
还有一个是说，有一个官员下乡体察民情，问老百姓说：“近来黎庶如何？”老百姓回答：“今年梨树好，只是虫吃了些。”书生和卖柴人，官员和百姓，一个持文言，一个用口语，两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那么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是怎样产生的呢？恐怕要从语言文字说起。语言应包括口语与书面语。我们常将语言文字并列，作为语言的表现形式便是将意义和语音结合在一体，而文字后于语言，它将有声的语言行诸于字形，使语言由耳听，转为目治。从而克服有声的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前人的信息能够流传后世，使当地的信息传递给异地。
《诗经》
所以可以认为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文字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当文字可以记录口语时，文字和语言的差别恐怕并不很大。如古代诗歌总集《诗经》，既然是民歌，当然是当时口语的记录啦。就拿四书之一的《论语》来说，内容为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这种记录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应该不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和言的距离是逐渐拉大的。
特别是秦汉已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得到尊崇，经学得到极大发展，诸如《诗》《书》《礼》《易》等，读书人在研习这些经典时，出于尊崇，有意模仿这些经典的写作风格，于是渐渐形成了文和言的分离。
到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反对当时骈文绮丽华靡的文风，倡导并实践了“古文运动”，他所说的“古文”，是指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的文章。古文运动影响很大，以致后来，出现“唐宋八大家”的称谓，他们的所写的文章被树为楷模，更加巩固了传统的文言语体。
在这里有必要明确说一下古文和文言文的区别。通常认为古文即文言文，实际上古文是相对骈文（又称“四六文”，兴起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讲求对仗声律、辞藻用典）而言的。唐代以前古文一词泛指古代典籍，自唐代的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后，古文成为和骈文相对的一种文体概念。加上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规定，应试必须使用文言文，也导致了文言传统的顽固性。
但是，几千年来文言文在文化知识界受到尊崇，这是与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分不开，也即写文言文被当成一种有文化的象征。也就是说，文和言的差距是因为人为的原因而拉大的。
欧阳修
宋代欧阳修和宋祁一块编修《新唐书》，宋祁就是写下“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位，诗文功夫非常了得。一天，欧阳修在墙上写了八个字“宵寐匪祯，札闼洪休”。宋祁见了说：“非‘夜梦不祥，题门大吉’耶？何必求异如此？”欧阳修接过话头说：“《李靖传》云‘震霆不暇掩聪，亦是类也。”原来宋祁在写《新唐书・李靖传》时写道这样一句，实际还是想表达“迅雷不及掩耳”的意思，这下宋祁明白了，就改掉了写书时故作冷僻生涩词语的毛病。
符合现代文学概念中小说体裁的中国白话小说，产生于宋代。最早的白话小说是民间说话艺人演讲故事的底本即“话本”。这些话本有的是说话艺人自己创作的，有的是被称为“书会才人”的下层文人编写的。
但是，白话小说的雏形，至少在唐代已经出现。唐代的佛寺里盛行俗讲和转变（变文），俗讲是僧侣们为了宣扬佛法，用通俗的语言向善男信女宣述经典和佛经中的故事；变文是将佛经中的故事用图画一幅幅地画出来，按图用通俗的语言和偶赞加以讲唱。在此基础上，又由佛教故事扩大到讲唱世俗的历史故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中发现的书卷中，就有许多这类通俗文学的抄本和少许刻本。当时，这种演唱故事的方式渐渐地走出寺院，扩大到宫廷、市集和士大夫的家庭。例如郭諟的《高力士外传》中，记述高力士与太上皇玄宗以“讲经、论议、转变说话”作消遣。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一诗中“光阴听话移”句下自注道：“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就是传奇《李娃传》故事。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中，提到了听“市人小说”。这些记载都说明唐代不仅寺院，而且宫廷、市集和士大夫家中都已有讲唱通俗故事的现象，早已为宋代白话小说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宋代的说话艺术有四家，其中“小说”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短篇小说，“讲史”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篇小说。不过宋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题材内容较广，而白话长篇小说只限于演述战争兴废的历史小说，最有名的是“说三分”和“说五代史”。不论长篇或短篇小说，说话人所用的底本都称为“话本”，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后人均惯于将“讲史”的长篇小说底本称为平话”，而“话本”则作了短篇小说的专称。
宋代流传至今的白话小说，其中长篇小说还不很成熟，除了《五代史平话》外，《宣和遗事》是后来长篇小说《水浒传》滥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神魔小说《西游记》的前身。长篇白话小说到元朝有进一步的发展，但从现存的刊印于至治年间的《全相五种平话》（《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看来，文字也还是较粗率的。白话长篇小说要到明朝才成熟。经典性的作品如《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在明初出现。此后，长篇小说的题材也从历史小说扩展到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门类。但历史小说仍是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大宗。
三言
宋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所演述的故事，主要是从当时现实生活取材的，也有一部分翻演唐人传奇。从现存的宋元人话本看来，艺术上已相当成熟。这些话本大都保存在明嘉靖间洪所刻的《清平山堂话本》和明末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等几种短篇小说集中。虽然大都已经过不同程度的删改，但骨架和面目都还可辨识得出来。近代人缪茎荪刻有《京本通俗小说》一种，自称是影印宋元旧刻；据现代学者考证，其实还是据“三言”中的几篇宋人小说稍加删削，改题旧名而纂成的。但是他所收入的几篇，大致可以断为宋人的话本，这也是学者们所公认的。
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也和长篇小说一样极为为繁荣。除了冯梦龙所编的“三言”外，著名的还有凌濛初所编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天然痴叟的《石点头》、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周楫的《西湖二集》等十余种。这些小说已不是宋元话本似的供说话艺人讲唱用的脚本，而纯粹是文人创作的供阅读的案头小说；只是模拟着“话本”的形式，所以文学史上特称为“拟话本”。拟话本以演述历史故事的为多，语言也比较文诌诌，夹有文人“掉书袋”的习气，而且大都宣扬宗法礼教因果报应的思想。最后一个艺术上较有成就的白话短篇小说作家是清人李渔。自他以后，白话短篇小说便衰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