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字名村落的由来
“营”字名村落的由来
在鲁山，在河南，在中原大地，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人们提起“营”这个村名，人们大都会说出一连串“营”字村名来。但你可曾知道，这些带“营”字名村落的背后都是有背景、有故事、有来由的，据考证，它们大都和明初的屯田移民有关。
元末朱元璋通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推翻元王朝建立明帝国。长期的战争和天灾人祸，导致人口锐减，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骤降，急需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恢复经济。面对明初赤地千里、人口失调、经济凋敝的事实，为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明太祖朱元璋晓谕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屯田制度。明初的屯田共有三种形式：军屯、民屯和商屯。按《明史食货志》载：“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中的民屯，就是把没有田地或田地缺少的百姓从地狭人稠的地区迁出，安置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军屯，分为边屯和营屯，营屯就是由内地卫所驻军进行屯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屯田制度的实施和推广，在当时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大移民运动，由此也造就了许许多多“营”字村名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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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字名村庄的形成和民屯有关。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朝大规模移民，始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止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整整历时48年。在这次历时近半个世纪由官方组织的移民潮中，移民十八次，涉及十八省、五百县、八百八十一姓，移民数量达百万之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少有的。
在很多人的思想观念中，新朝刚立，百废待兴，应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大力发展经济为主，但朱元璋父子为什么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呢？究其原因，这和元末政府无能、官僚腐败不无关系。据《元史》记载，元末26年间，几乎每年都要发生特大洪水，泛滥成灾。但元朝皇帝昏庸无能，政治黑暗，官员贪污腐败，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政令不通，懒政怠政。一到汛期，黄河水犹如一条狂龙，肆意妄为，横冲直闯，毁堤溃坝，把大片大片的土地、房屋变成了一片汪洋。无数老百姓东奔西逃，无处安身，洪水过后更是尸陈遍野，村舍变为废墟，良田变成沼泽，不少村民在瘟疫中命丧黄泉。再加上明朝末年战乱不断，持续17年的元末农民战争，致使黄淮平原大部分地区上演“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剧。连明太祖朱元璋都喟然叹道：“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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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同一时期，三晋大地却是另一番景象。山西省西有黄河、吕梁山，东有太行山，南有王屋山、中条山，北有恒山、五台山。由于山西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乱军多次进攻山西，但终因地势险要而屡攻不下。而且那些年适逢三晋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许许多多山西周边省份的老百姓也都纷纷携家带口逃到那里，致使山西人口越聚越多。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全国总人口为59873305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103450人，山西一省之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一方面是山西人口过于密集，另一方面是黄淮地区地广人稀。于是，明政府经研究决定，从山西向河南等地移民，实现人口、土地资源均衡配置，推动黄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为了顺利推进移民工作，朱元璋曾颁布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棉衣、川资以及安家、置办农具的银两，到达迁徙地后土地可以“自便置屯耕种”、“免赋税三年”等。但刚刚经历战乱的当地百姓前途未卜，故土难离，谁都不愿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或文或武纷纷起来抵制。经明廷官员考察研究后认为，洪洞县位于三晋腹地，地理位置、交通位置优越，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洪洞县广济寺院落宽阔，山门左侧有一棵荫蔽数亩的大槐树，不但阴凉避暑，而且特征明显，易于官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朝廷就将洪洞县广济寺选为移民集中地。明政府在广济寺内西厢房设立一个专门的移民办事机构——“大明洪洞移民签发处”，作为办理移民手续的一个重要场所。这些在《洪洞县志》中都有明确记载。为落实移民政策，实现移民目标，明王朝强制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实行家庭名额分配移民。官府到处宣扬，凡是不想移民的，都到洪洞县广济寺大槐树下办理手续，凡不按期到达者必须限期迁走。当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大槐树下办理手续时，官府调集大批官兵把他们团团围住，而且规定“只准进，不准出”。人们被官兵关在寺院里或临时征用、修建的房屋内，这时他们才知道这是政府设下的一个圈套，但为时已晚。随后，官府按照事先拟定的移民方案，分期分批全部押送到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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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遣送的百姓，眼含热泪，望着难舍难离的故土，望着高耸入云的大槐树，哭泣着，哀嚎着……。在如今的中原地区至今还广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如泣如诉的歌谣讲述着600多年前先民们背井离乡的悲惨故事，也成为移民者祖祖辈辈抹不去的、根深蒂固的记忆。
在迁徙过程中，为防止移民者逃走，官兵将他们双手捆住，再用长绳子串联起来。移民者需要上厕所，便大声呼叫“解手”，官兵便解开绳子让他们去大小便，“解手”一词逐渐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在遣派、押送的过程中，为便于监督管理，明廷政府参考军事编制，把移民者编成了一个个以“营”为单位的小队。到达迁徙目的地，交给当地政府官员后，仍然以“营”为单位就地安居、耕作、生活，分里甲，入户籍，纳入府县行政管理系统。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以“姓氏+营”“地理+营”等命名的村庄。以“姓氏+营”命名的村庄：如胡家营、朱家营、陈家营等；以“地理+营”等命名的村庄，如青石营、石桥营、藕池营、灰岭营、柳树营等。例如，鲁山梁洼的桂营村，就是其中的一个“营”，该“营”中以闫、李、原、赵四个姓氏移民者为主，到达指定移民点后，因该地点桂花树较多，于是就以“桂树营”为村名，后简化为“桂营”。李姓移民被安排在地势较低的沟底居住，因位置相对较低，在下面，名叫下庄，以生产经营南边的土地为主；闫姓移民被安排在下庄的东边，名叫东庄，以生产经营东边的土地为主；赵姓移民被安排在下庄的西边，名叫西庄，以生产经营西边的土地为主；原姓移民被安排在下庄的北边，在下庄之后，名叫后庄，以生产经营北边的土地为主。
“营”字名村庄的形成和军屯有关。
元末长期的农民战争使得明军数量非常庞大，随之而来的军费支出也非常惊人。北方元朝残余势力鞑靼和瓦剌负隅顽抗，经常骚扰大明边境；南方又有“蛮族”叛乱，时常侵扰边境百姓；而且国内部分地区土匪残余还没有完全肃清。明廷不得不驻扎大批军队来维护边境和地方安定。但是，刚刚诞生的明帝国政府财政一时难以支撑庞大的后勤军需供给以及漫长的运输线，而海运又存在很多不确定风险，常常船毁人亡。再加上明初地广人稀、大片土地荒芜的客观情况，为减轻朝廷负担，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兵役制度的优劣，选择了“世军制”，决定让各地驻军就地屯田，在负责戍守的同时从事屯垦，实现人力自给，粮食自给，兵器自给。据《明史食货志》载，军屯区守城与屯种比例一般为：“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由政府拨给驻军耕牛、农具、种子等，督促军卒屯田耕种，除自给自足之外，还要向国家缴纳税粮，名曰“屯田籽粒”。于是，在全国各地尤其是人烟稀少的黄淮地区和边疆地区形成了许许多多以驻军为中心的“军屯”之田。为了加强对驻军的监管，明廷在推行军屯的同时，又着手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卫所制度。据《明史·刘基传》载：“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明史》载：“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也就是说，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时，全国共有内、外卫547个，所2563个。明廷在汝州设卫，襄城、鲁山、叶县、郏县隶属汝州管辖，也相应分设千户所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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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实行卫所制的初衷是创建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维护封建统治的、自给自足的武装力量，以期达到永世统治的目的。《明史·兵志》载：“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 ，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皆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朱元璋也曾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形象地说明了卫所制度最大的特征：平时务农，战时当兵，以农养兵，兵民合一。这些卫所、军屯的驻地就是百姓心目中“军营”，在驻地以及依托驻地形成的村落，就称为“XX营”了。这在鲁山及附近地区相关《地名志》中多有记载：例如，鲁山的张官营，因明代在此军屯，兵营首领姓张，故名张官营。其它的还有鲁山的季官营、洪官营，宝丰的赵官营、余官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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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明廷政策，卫所属于军事系统，地方州县属于行政系统，两者处于相互独立的系统。相应的，军屯、民屯、商屯以及其它土地也是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客观上造成军田、民地犬牙交错、相互交织的现状，形成军田与民地间杂交错的格局。卫所开垦的土地中间有老百姓开垦的土地，同时，老百姓开垦的土地中间也有卫所开垦的土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人们所说的“插花地”。也正是基于此，卫所军屯所形成的村落也并不是连片集中的，而是比较分散的，这也是以“营”命名的村庄和其它村庄相互交织、星罗棋布的缘由。
客观上说，明朝初期的卫所制度，既增强了武装力量，又减轻了财政负担，对巩固王朝统治、足食足兵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军屯过程又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迁移活动，对平衡人口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随着历史的演进，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城乡的变迁，无论是“民屯”形成的村落也好，还是“军屯”形成的村落也罢，这些村庄的名字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清乾隆八年《鲁山县全志·卷四·建置·营卫》载，鲁山县境内有毛家营、徐家营、柳树营、清水营等22个。但据1994年版《鲁山县志》记载，到上世纪90年代，保持原村名的只有12个；宝丰县清嘉庆二年《宝丰县志·卷十三·兵防·明屯兵》记载，当时宝丰境内有34个营盘，但1996年版《宝丰县志》中，保持原村名的只有17个；叶县清嘉庆二十一年《叶县志·卷之一·王庄军屯》载，叶县境内有12个营盘，而1995年版《叶县志》中，保持原村名的只有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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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长河里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古村落，经历了王朝更迭，目睹了人间沧桑，记述了百姓苦乐，它也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记载着美丽乡村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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