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史学：追溯其溯源，二者有何关联？
近代西方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史学：追溯其溯源，二者有何关联？
浪漫主义运动是一场涉及艺术、文学的文化运动，开始于18世纪。它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主张以艺术和文学的形式反抗人为的理性，重视民间的自然和艺术。这场运动不仅影响了艺术和文学领域，还深刻影响了史学研究，尤其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
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背景
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对欧洲思想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当中进步的、正面的观念，促进了当时欧洲的整体进步，激发了人们创造未来的热情和勇气。
但是法国大革命所展示出来的暴力和恐怖，又使得一部分人恐惧未来。他们开始留恋过去，尤其是留恋中世纪时期的安详气氛，从而促使浪漫主义开始兴起。
同时期工业革命的兴起改变了人们旧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一部分人适应不了这个新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留恋过去，也是促使浪漫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
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激发了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使得欧洲各国开始怀念本民族的过去，对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很强的自豪感。而这些也都构成了日后浪漫主义的主要内容。
浪漫主义运动在德国的发展
浪漫主义运动真正的故乡是在德国。在J-W·汤普森看来，德国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之间没有很严格的界限。他认为欧洲总的学术运动有四个分别是博学、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第四个运动，而且也是四个学术运动当中影响最广泛的一个。安德森认为浪漫主义虽然同时出现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但首先真正看到这种新精神、说明其性质并使之有机化的地方却是德国。
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的时候，德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全面落后。而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使得德国最容易接受新思想，德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难以有所作为，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思想的斗争和精神的改造。
所以，德国人在思想和文学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文学上的“狂飙突进”运动在德国的产生，这个运动使得德国的民族文学摆脱了法国新古典模式的影响。
这种破除偶像崇拜的文学运动，也就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浪漫主义运动最初也大体是在德国开始的。
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对立
浪漫主义运动最先在文学领域中产生，它最初是对“文学领域中的新古典主义的反抗。”这种新古典主义是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古典时期艺术文化的崇拜，是对古希腊罗马的一次不成功的模仿。
新古典主义者将理性主义引入到了文化艺术的创作当中，希望获得牛顿在物理学上那样巨大的成就，“企图洞悉普遍的真理，建立永恒正确的标准，因而他们妄想把美学的基本原则和写作规则制成一劳永逸的配方……他们认为写一本书与制造一架钟一样。”
理性主义者认为应该将生活的标准设定为公式，后来被浪漫主义者指责为对想象有害。新古典主义者所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试图将艺术、政治、伦理和道德等方面都以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忽略了人作为一个有机体的主观性。
浪漫主义史学的特征
在赫尔德看来，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由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那就是个体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地区和民族特性。他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和历史都是分别从各自特定的时代和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因而是独特的，是人类文化和历史整体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赫尔德非常注重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民族的特性，从而来寻求其独特的性质。在赫尔德等人的影响下，浪漫主义史学逐步发展壮大，成为近代欧洲史学史上一支影响很大的史学流派。
浪漫主义史学最本质的特征正在于它的主观性。浪漫主义史学以人为出发点，通过人的精神赋予外部世界以意义，从而将历史看作是精神和文化发展的有机整体，从而强调民族性和地域特色等等。
浪漫主义史学的这种主观性决定了它的写作原则是非理性的，即抛弃理性主义按照自己的模式来理解世界的方式，而是通过使自己同化于被研究对象的方式来写作历史。赫尔德曾经说过，只有和一个民族拥有同样的感受，才能正确领悟一个民族的愿望或者行动的意义。
浪漫主义史学还非常重视语言，浪漫主义者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在叙述历史时，历史学家不应该被理性支配，历史并不存在所谓的规律性和普遍性，而应具有独特的个性。
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史学的关系
研究民族主义的史学家普遍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伴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浪漫主义史学而产生的。当然，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也明显是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他们既是民族主义史学家又是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兼具双重身份，比如米什莱和赫尔德就是这样的史学家。浪漫主义史学家所强调的民族性和地方色彩，浪漫主义史学中那种民族发展独特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概念，同时也是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特征。
可以说，浪漫主义为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启蒙运动当中强调的科学和理性，具有其进步性，但是它在抨击教会和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信仰的缺失和历史的断裂。再加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动乱以及拿破仑战争的威胁，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文化纽带来将自己和集体联系起来，而此时民族和民族主义则成为重要的手段。
埃里·凯杜里在其著作《民族主义》中就论述过民族主义的这种作用，他认为启蒙运动之后的1789年革命产生了两大遗产，一个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民族主义。而人们对民族主义的需求比自由主义更大。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民族主义意识的第一批表述者和思想家。”
当时的德国，全民族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中心。浪漫主义者为了体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性，把注意力从狂热的学习法国大革命中的那种“公民自觉”转移到了民族内在的特性之上。
他们希望复活民族的精神，用共同的传统和文化，特别是语言培植关于统一的德国的观念，取代由于领土的分裂而造成的爱国精神的割裂。由此，德国的民族意识就与法国的民族意识有了本质的区别，法国的民族意识主要来自于1789年的公民自决或者投票的精神，而德国的历史意识则是建立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于是，一种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德国衍生出来。
随之而起的民族主义史学，在兴起的初期也主要关注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试图从文化上找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性。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强调，德意志是一个有光荣历史和自身优秀文化的民族。在他之后，许多历史学家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民族主义史学逐渐成为了当时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1819年，施泰因发起了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史料的编辑整理工作。他曾经直言不讳的指出他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对祖国的热爱和伟大祖先的怀念。德国民族主义史学家不仅仅研究民族历史本身，他们还涉及语言、民间传说、童话故事等等与民族生活紧密相关的其他民族文化。德意志的荷马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整理出版，就是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
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史学家都非常重视语言和法律的研究，认为这是研究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德意志历史学家洪堡在他的作品《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系统阐述了语言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联系。艾希霍恩与萨维尼在从事法律的研究中指出，法律与语言一样是民族生活的一个重要表现。早期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也认识到，只有德意志民族了解了自己民族的文化，才能形成共同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