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时间的两种意识形态

社会历史时间的两种意识形态

现代性叙事和革命叙事，是历史叙事的两种总体形式，也是关于社会历史时间的两种意识形态。这两种叙事，形成了人们对历史理解的总体把握，也形成了人们对历史理解的诸多困扰。

在总体把握的方面说，人们几乎可以用“现代化”和“革命”这两个词来梳理全部的历史过程。在现代性叙事下，人们可以构造出一部从史前阶段、蒙昧阶段、古代文明、黑暗时代再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现代化确立的人类历史。在革命叙事之下，人们也可以构造出一部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

这两种总体性叙事，也可以让人们去展望未来。在现代性叙事之下，现代化的确立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一种总体性成就，在此之后的人类时间，包括所谓“后现代”，也只是现代化内部的演变，其意义不像从野蛮时代、蒙昧时代、黑暗时代进入到现代文明那样重大。换言之，现代性叙事本质上是一种终结性叙事，历史终结于现代化的形成，此后的历史不过是现代化自身的铺展和修补，而不再有新质的产生。革命叙事之下的未来，不是一个已经终结的未来，而是一个有待争取的未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建立。

现代性叙事与革命叙事代表着人们对已经过去的人类时间的基本理解，两者之间有共同的部分。两者在历史理解上可以说都是基于进化论和进步主义的，都认为人类历史有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一认识既用于说明发展的必然性，也用于论证发展的必要性。必然性是说过去就是这样子，必要性是说如果一个社会不是这样子那就应该下力气去做到这样子。两者在历史认识上的“同路”性质，一直到认识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生为止。然而，接下来怎样，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就不一样了。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三十年前才提出，但实际上在现代性叙事下，许多人早已把资本主义的确立视为人类历史找到了最后形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产生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也予以高度肯定，但这种肯定更多是基于历史过程的不可避免，而不是认为它代表着伦理的合法，也不认为它代表着历史的结束。就伦理而言，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压榨、血腥、掠夺和不自由；就历史的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实现的理想形式。

人类福祉的理想实现与现实可能是什么？现代性叙事给出的答案是现代化，现代化有一系列指标，这些指标显示“人类发展指数”，把各项指标搞得更高，似乎也有着“无尽的边疆”。革命叙事则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实现大多数人的平等福祉，更谈不上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它只是一种人类进步中的过渡状态，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因此，如果认为资本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普遍形式，那么就历史已经终结或者说人类的历史时间已经终结，那是必然的；但如果不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人类社会终极形态的价值，那就不存在历史已经终结，而是历史尚需创造和书写。

在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时，现代性叙事和革命叙事也会产生很大差异。例如，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战争？战争既有发生在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也有发生在民族和国家之内的。“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种神话后面就有着双重的误见，一个误见是它合理化“民主国家”“现代化国家”对落后国家、弱小国家的杀戮掠夺；另一个误见是它弱化了资本主义利益偏私必然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战争不过是矛盾的最高体现。再如，在看待战争时，现代性叙事不区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而走向笼统反战，或者把被压迫者的反抗视为落后向先进的挑战，或者把人民对反动统治者的革命视为愚昧的相互残杀。弱小民族的反抗，无论中国的义和团，还是近代以来亚非拉民族的诸多革命，其正义性经常在现代性叙事下变成愚昧的暴乱，似乎反抗的姿态不优美，或者反抗被镇压，就等于反抗不正义。

现代性叙事需要更新，革命叙事也需要更新。现代性叙事向未来时间敞开，从而避免“历史终结论”；革命叙事向建设性敞开，从而避免造成革命话语与发展话语的对立。这不是调和，而是为历史时间的展开提供一种新的总体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