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部电影能否再次掀起地域电影的新浪潮？

新西部电影能否再次掀起地域电影的新浪潮？

西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的《黄土地》到新世纪的《可可西里》，西部电影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艺术风格影响了几代观众。近年来，以松太加、李睿珺、毕赣等青年导演为代表的新西部电影创作群体，正在为这一传统电影类型注入新的活力。本文将梳理西部电影理论缘起、发展流脉以及新西部电影的发展现状及美学特征。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断深化与文化地理的广泛流动，以松太加、李睿珺为代表的西北地区青年导演创作主体和以毕赣为代表的西南地区青年导演创作主体纷纷加入到新西部电影的艺术创作中。西部电影的创作界域从经典西部电影时期的大西北转移至西南地区，一种创新性地兼具西部元素与文化内蕴的“新西部电影”现象得以涌现。与经典西部电影时期呈现寓言化与奇观化的异域风景相区别，他们在作品中有意识地真实再现西部地区的自然风景与社会景观，诗意建构起中国西部影像的风景呈现，丰富了新西部电影的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为新西部电影带来了先锋的美学面貌。今天本文将梳理西部电影理论缘起、发展流脉以及新西部电影的发展现状及美学特征。

理论缘起

20世纪80年代，钟惦棐提出要“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拍摄“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在“银幕上开发大西北人的精神世界”，“把开发大西北精神世界的问题，当作美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来对待”，“用电影的犁头耕种大西北这块正待开发的处女地”。自80年代初以来，创作了一系列西部电影作品。在 如80年代的《 人生》、《黄土地》、《野山》、《老井》、《红高粱》、《黄河谣》等；90年代的《 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21是世纪初的《可可西里》、《 无人区》、《 狼图 腾》、《大唐玄奘》、《冈仁波齐》等，这些影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丰富了西部电影，增强了西部电影概念存在本身以及创作、研究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多年来的西部电影创作和理论积淀，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西部电影理论研究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时，不同的电影理论家、学者、创作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西部电影的文化价值、美学风格、艺术表达、视听语言、产业格局等特征，逐渐形成了中国电影不可或缺且具有特色的研究和创作领域。正如罗艺军所言，“在中国，第一次自觉地以地域文化为轴心的类型片雏形，则是中国西部片……中国西部片虽未如美国西部片那样具有比较定型的形态，确已大体形成特定的艺术内容和艺术风格”。

发展流脉

西部电影在上世纪80年代呈现出井喷趋势，崛起的西部电影现象原本与西北自然环境下厚重的农耕文明，与国家主流叙述密切相关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亦相关。一定程度上来说，西部电影是一个颇难界定的所指、并不清晰的话语。与其说西部电影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毋宁说它是一个“文化” 概念，它代表了80年代的一种文化精神，与当时文学界、诗歌界、戏剧界、音乐界的寻根文学、现代史诗、“西北风” 等都同属一个文化思潮。“影像西部不是天然的、固定的，而是不同力量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场域、集结、表征；它不只是艺术家个人天才的创造，更是个体／ 群体、土地、民族、国家、世界等复杂关系在电影文本中的符号凝结，正是中国乃至全球复杂多样的关系，决定了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中西部审美空间建构的走向。”

80年代以“黄土地”为代表性空间意象的“空间生产”，是切合文化“寻根”和反思传统文化潮流的西部电影（包括寻根文学、“现代史诗”诗歌和歌坛“西北风”等），《一个和八个》、《人生》、《黄土地》、《老井》、《双旗镇刀客》《盗马贼》、《黄河谣》是最典型的代表。这些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表征。

但遗憾的是，随着电影体制的改革和商业电影在市场上的大行其道，西部电影的“空间生产” 在经过《双旗镇刀客》式的传奇、神秘、中国气质，《二嫫》式的迷茫，《黄河谣》式的落寞，《红高粱》式的狂欢，以及后来《无人区》、《决战刹马镇》式的类型化，《百鸟朝凤》式的悲凉沉郁后，无论是创作，还是以西部电影为中心的电影理论批评，都渐趋衰歇。

新西部电影

新西部电影，是指自世纪初以来不断探索和发展、延续和拓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电影的文化精神、艺术品质和类型特征，尤其在新时代新发展语境下积极自觉融合传统与现代、艺术与技术、市场与产业等诸多要素而形成的具有西部时空特色和电影艺术追求及鲜明类型特征的新型西部电影创作集群。因此，新西部电影既是与历史传承相关联的电影艺术创作活动，也是立足当下，凸显西部特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国电影的新实践。

产生背景

21世纪伊始，过去的国营电影制片厂逐渐完成了股份制改革，意味着电影业从计划经济的文化生产单位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以产品为核心、参与市场竞争的文化企业。在这一改革背景下，新西部电影应运而生。从西部电影到新西部电影的时代转向，实际上是从“艺术电影”流派的自觉与自限，转向更加开放的电影观念或与市场融合的结果。

在这期间，中国西部电影，一个有高度艺术追求的电影流派，逐渐融入市场，探索多元化的创作方向，并且“它在逐步走向类型化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叙事结构、人物形象塑造还是主题的挖掘和影像的风格上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西部电影特色”。

创作特征

新西部电影在“人民性” “现代性”等问题的思考和表达方面，在生态问题的书写、新乡土叙事的探索、西部儿童题材的拓展方面，以及对电影视听本体的持续探索创新等领域获得了诸多丰硕成果，成为中国地缘电影、区域电影创作和研究中的突出现象，也极大程度地强化了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民族性、地域性标识。

人民性

“人民性” 在新西部电影《柳青》、《李保国》、《十八洞村》、《无翅飞》等影片中得到深刻体现。陕西本土导演田波执导的电影《柳青》再现了柳青扎根基层、深入人民、潜心创作的全过程。

现代性困境

在新西部电影创作的庞大作品序列中，一系列关注传统社会转型的影视作品延续了新时期西部电影的创作脉络。《塔洛》、《百鸟朝凤》、《米花之味》、《气球》、《拨浪鼓咚咚响》 《一个勺子》等作品真真切切关注西部乡村世界中在社会变革、历史转型和文明进步过程中的现实社会生活文化及民族心理，创作视野和艺术手法令观众耳目一新。传统道德秩序的瓦解和信仰危机、新型现代伦理观念与保守思想的冲突、典型情感关系的挖掘呈现等突出的命题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空间影像的地缘化呈现

新西部电影的艺术片探索出现了诗性影像的新形态。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甘肃导演李睿珺、贵州导演毕赣、重庆导演章明以及陕西导演马诗漫的电影表达将诗意性表达与现实主义题材相交融。他们的作品多采用空间与时间非线性叙事，在视听风格方面，通过大量的场面调度还原地域风貌，表现人物心理状态，一方面表现为继承传统诗性美学观念和借鉴与融会西方诗性电影理论，另一方面表现为传承与超越诗性美学经验。电影的地缘文化观察和研究是近年来的热门学术话题，从题材到内容的地缘性、跨地性创作都越来越受到关注。

发展展望

西部电影从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到新世纪初的逐渐衰落，给当下新西部电影的发展以启示。如要继续弘扬甚至重续西部电影的辉煌，使西部电影不至于成为一个遥远的电影史神话，而是继续成为当下有生命活力的文化现实，我们必须走向新西部、大西部电影的概念或战略。

在时间维度，西部电影的创作应该既与历史对话，也与当代对话，既应该接现实的“地气”，也应该超越现实。我们必须面对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实施传统的现代转化。因此，西部电影的创作，面对的不仅是秦汉史，也不仅仅是追慕秦朝、大唐文化，更不仅仅是《黄土地》式的启蒙气质、文化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东方影像，它可以囊括更为悠远复杂的历史（如殷商文化），更为诡奇惊艳的神话传说，也包括当下活生生的现实。

在空间维度，西部电影的美学视野可扩展至西藏、青海、云贵川等广义大西部，统摄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域文化，具体到行政区划，可以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青海、重庆、陕西、宁夏、甘肃、新疆、内蒙古等。从“空间生产”的角度，以西部电影为核心的“空间生产”还可以依托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和“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中亚至欧洲的电影合作与文化传播。

在媒介技术层面，西部电影必须与时俱进，在最前沿的技术革新与最新的工业化方面“一步到位”，利用最新高科技，如 Vr、AI等，进行跨媒介、媒介的“大电影”开发，而不是仅限于院线银幕大电影。要切合大电影产业作为核心性创意文化产业的运作特点，实施产业链化、媒介融合式的生产，走向“工业美学”式的生产。

在超现实维度，鼎盛时期之后的西部电虽然走出现实、历史题材的限定，也扩展到商业化、类型化，但是玄幻、魔幻等亚文化的现代转化还是不够。在一个“想象力消费”时代，魔幻题材民间志怪传说神话，是今日电影“空间生产”的重要源泉。所以，新西部电影要与“想象力消费”接合，超越现实主义，建构西部地缘美学、边缘亚文化美学、中华神话原型，开掘“想象力消费”型影像美学，改变西部电影与地理文化学（“空间生产”第一层）意义上，与黄土意象密切关联的刻板印象。新西部电影的“空间生产”应该不拘泥于惯性思维下的现实、乡土空间和地域文化，分开掘奇幻、迷人、非现实、超现实的新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