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图像，亦是历史的标本
权力的图像，亦是历史的标本
明清时期，中西方在海图测绘领域的发展路径呈现出显著差异。西方海图测绘基于现实政治经济宗教需求、技术进步及实践经验，逐步发展为科学化、符号化的形式；而中国则延续宋代以来传统舆图绘制的山水画特征。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折射出中西文明发展的不同轨迹。
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与分流因其重要的后世影响而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中西两个世界何以在14世纪以降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进路？其间的中西交流在此分流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表征了何种意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入手聚焦于上述问题，并得出了诸多观点。其中，物质和技术史的研究进路历来颇受重视，而在此基础上于近十余年间生发出的图像史研究，特别是历史地图研究，可谓诠释“中西交流与大分流”的一条最新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地图研究虽发展有年，但对于中西古地图的比较研究，由于资料搜集的难度，以及国内出版领域地图相关审核的严格（这何尝不是一种“图像之权力”的体现？），长期处于一种理想路径而难以落地的状态。所幸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积累日丰，相关专著终于陆续出版——卜正民、葛兆光等中外先行者的研究姑且不论，2024年年中宋念申教授的专著则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来自地图的观念史；及至年底，上海美术学院郭亮教授的专著《权力的图像：近代的中国海图与交流》更聚焦于“权力”问题，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出现的大量中外关于东亚地域的海图地图，“生动再现一个既频繁交流又暗流涌动的全球权力格局变迁时代”（封底）。
制造亚洲
8.0
宋念申 / 2024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无疑，两书十分适合对比阅读
概言之，明清时期纷繁复杂的中外海图，既是权力的图像，亦是历史的标本。
本书或为作者长期研究耕耘的产物，各章节往往自成一篇又互有联系。在此基础上，作者将十章（含尾声）文本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近代世界与明清海图”概括性地阐释了明清时期中西方关于东亚海图的测绘情况及其历史渊源，并特别指明二者实为不同的两个绘图系统——西方海图测绘基于现实政治经济宗教需求、技术进步及大量的实践经验，逐步发展为一种科学化、符号化的海图绘制形式；中国则在明清时期延续和保留了宋代以来传统舆图绘制的山水画特征。两种不同的地图绘制形式在明末清初的第一次西学东渐浪潮中虽有交集，但并未个本性地改变东方绘图传统，故而在留下个别珍贵标本后便淹没于大量本土士大夫绘制的传统舆图之中。
具有山水画特征的《大明舆地图·南直隶舆图》
“西图东渐”何以折戟？作者汇集前人学说，提出诸多原因（如作者所言，这诸多观点可能都是成立的——多原因的共同结果），其中几点颇具启发性：如中国长期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草原，对水域的关注一贯有限，即便“并非完全忽略水系的重要性，但这个水系的优先权是内河而非沿海”（7）。及至晚明时期沿海危机开始显现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来列强的威胁，以及倭寇的肆虐），明初郑和时代尚称严谨的官方制图工作已随明廷朝政的废弛而衰落，“民间人士和底层官吏往往才是制图的主导”（73）——其数量虽巨，却（由于海禁）缺乏实地观测数据和技术交流，远无法与具备先进测绘技术，并形成严谨地图生产、使用制度的西方国家相抗衡，所谓大量实为一种“内卷”——没有发展的增长。
及至清代，西方技术测绘的地图虽引起了康熙等帝王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并未转换为更为宽泛的技术革新，且更在本土方志图传统的强大惯性影响下被加工、扭曲，使得清代社会上本就为数不多的对西方绘图的介绍和模仿更具有一种“照猫画虎”的黑色幽默性质（关于传统图绘惯性对西方地图引进的影响，作者在第二章以“水纹”为例进行了溯源式考察，相当有趣，可参见88—93页）。
传教士所绘《坤舆万国全图》
明人仿绘《舆地山海全图》
第二部分“东南海域海图：交流与矛盾”则以法国、英国两大列强在中国东南的海图测绘为例，具体探讨了这种活动及其成果在近代列强侵华过程中的作用。如第四章“海战与晚清的沿海策略”，通过重点叙述和分析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的进程，考察了海战前后法国侵略者的地图测绘工作及其对战局的重要影响——此战法国海军“关门打狗”，在马尾港全歼福建水师，除却清政府的消极避战外，法国侵略者战前专业而细致的间谍和测绘工作所带来的对战场水域的熟稔，可谓致胜关键。在此，前近代以来中西地图绘制的实用性差距暴露无遗，如作者所言：
比较这一时期的地图绘制，包括发过在内的欧洲国家与晚清即立判高下。需要说明的是，从图像史的角度看地图本无高下之分，只是风格、科技、时代的特殊印记，但是作为国家布防和战备的专业地图来说，近代以前的中国地图总体呈现出极少的（测绘或军事）专业化素质，无法做到知己知彼，甚至对自身的海岸、水域、山川、河流与内陆都无法精确有效地掌握，这种情况甚至及至抗日战争时期亦同……几百年来，中华民族抵御外侵所谓作战失败，实谓“地图”失败在先。（154）
1885年法国媒体刊发的有关马江海战的图示
又如第五、六两章将关注视角转向英国，考察了该国自18世纪以降对中国东南沿海长达百余年的地图测绘活动——与法国相似，这些测绘活动也对英国在华南的殖民侵略战争具有重要助力。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其间对中国沿海及内陆的地图测绘活动，展示了近代以来西方使团兼具的探险队和殖民者性质——具使团成员记载，他们将自己在中国海域“发现”的岛屿和礁石冠以“马戛尔尼角”“斯当东岛”等西方名称，凸显了一种殖民主义色彩——在这里，“命名”这一行为本身具有了“彰显权力”的意义，而载有这些名称和图示的地图，也便成为“（西方）权力的图像”。
《权力的图像》书影，插图为马戛尔尼使团绘图员访华途中绘制的海岸线图
凝视远邦
8.3
陈珊珊 / 2024 / 商务印书馆
同样于近期出版，本书聚焦于使团的图像制作，可被视为对本书相关章节的补充和细化
而论及“图像”对“权力”的彰显，本书第三部分的论述可谓最具代表性——在“明清海图中的台湾”这一部分，作者开篇即指出，“台湾是明清时期中国与海外交流的一个焦点，几百年以来，贸易、海权和殖民之争成为台湾不断经历的机遇与困境，有关台湾的海图与绘制背景恰好印证了台湾历史的发展”（257）。
依据前近代以来台湾治权的更迭历史，作者按时间顺序分别介绍了“早期台湾海图”“荷占时期台湾海图”“清代台湾地图”以及“日据时期台湾海图”。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统治者对台湾周边海域及海岛地图的绘制情况，读者可清晰地发现：测绘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固然仍具备影响力，但台湾地图测绘日渐精细的过程中，对岛屿之通知与开发的不断深入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如荷兰占领台湾的38年中，其测绘表现为明显的两阶段：“第一阶段，荷兰人对该岛进行了全面的勘察，绘制了整个海岸的小比例尺海图，以及河口和天然港口的大比例尺海图……第二阶段，制作了大比例尺地图，为军事占领和民事解决提供便利”，可以说，“这一顺序是由反映殖民地不断变化的战略关切和背景所决定的”（286）。在此，荷兰殖民者虽以先进的测绘技术完成了较为精确的地图，但其对全岛的呈现甚至不如后来的清廷舆图，根源即在其“政令不出热兰遮城”的据点式殖民统治性质。
台南安平古堡，即荷占时期的热兰遮城，近处塑像为郑成功，笔者拍摄于2018年
而及至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台湾的每一栋房子、每一个聚落、每一片土地都被陆续测量、记录岛地图中。随着治理工作的推进，地图中所呈现的台湾图像越来越完整，包括土壤、水文、矿产、交通、人口等各种现象逐一被纳入地图中。日本政府透过地图，可以达到精确掌握台湾的土地资源、聚落、人口分布及数量等信息，并据此来规划所需的医院、学校、道路交通和水利设施等目的。地图与测绘在日据时代，在一个精密实施的殖民方案系统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341）
——在此，地图表达了权力，同时权力的渗透亦塑造了地图。
1895年日本所绘台湾地图
综合来看，明清以降中西地图测绘技术的交流与歧路，仍可谓是一种近代大分流的具体表征，其中所凸显的种种差距与问题，共同塑造了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东亚海域及陆地——地图当然并非决定性的、万能的，却可以其静态图像传达一种动态的历史进程，以及影响这一进程的多重因素。例如，如作者在书中多出强调的，技术和制度的分流造成了中西地图绘制在精确性上的差距，这种精确性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军事对抗的走向，而战争地图本身又成为西方列强总结经验的重要资源，与之相对的中国测丧失了这种积淀的机会。这一不断的循环过程中，中西差距日渐扩大，并持续直到20世纪根本性的改革到来。故成如作者在结尾处所言：
海图不仅是开辟航线和取得战机的利器，它更是人类观察方式的特殊映射，从中可以探知迥异的文化与历史变迁以及世界格局与模式的形成之由，海图即是世界。（368）
当然，仍须指出的是，或由于研究的惯性及深入，在书中的一些角落，作者多少存在滑落至“地图万能论”之偏颇的情况，尚需读者注意甄别。另外，如前所述，或许由于是多年研究成果的汇集，导致书中部分叙述略有繁冗和重复，可谓白玉之瑕。但另一方面，通过大量使用图片特别是清晰度较高的中外地图，本书又真正做到了以图证史，这也是其特别值得关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