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家冈白驹《春秋左氏传觽》的学术意义

日本汉学家冈白驹《春秋左氏传觽》的学术意义

日本汉学家冈白驹的《春秋左氏传觽》是江户时期汉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探讨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冈白驹（1692—1767），字千里，是江户中期古学派的重要儒者，师从荻生徂徕学派。他早年习医，后转攻儒学，以经学注疏和白话小说译解闻名。其主要著作包括《孟子解》《周易解》《尚书解》《荀子解》和《春秋左氏传觽》等，其中《春秋左氏传觽》最具代表性。

双鉴楼本《周易正义》。图片来自中新网

严谨的学术态度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冈白驹在《春秋左氏传觽》中以杜预的注解为底本，既肯定其价值，又针对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和批驳。他通过补充历史背景、分析具体语境，对杜注中未尽之意或语义不明之处进行深入阐释，同时对杜注的错误之处进行批判性分析。冈白驹倾向于以《左传》中的事例材料来支撑自己的注解，同时，对于《公羊传》《榖梁传》，以及同时期的其它材料，他也予以取用，体现了跨文本与跨学科的考据方法。

江户汉学“疑经”传统的深化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确立朱子学为官学，但古学派主张“回归原典”，反对空谈义理，强调通过训诂考据还原经典本义。荻生徂徕作为古学派的创始者，主张治经作学应追溯古义，回归原典。冈白驹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治经中重视以《春秋左传》中本身的事例作为其解经注传的依据，有时以二传（《公羊传》《谷梁传》）为辅，同时，他还擅长引用时代相近或相同经典文献作为论据，如《周易》《诗经》《孟子》《尚书》《国语》《周礼》《史记》等，皆兼收并蓄，以为论证参照。

清学东传与日本考据学的兴起

冈白驹的注释实践与清代考据学“贵创、博证、致用”三原则高度契合。其广引顾炎武、毛奇龄等清儒成果，推动日本汉学从朱子学的义理空疏转向实证研究，成为江户学术清学化的早期范例。冈白驹对《左传》经传原文以及杜注的怀疑精神，源于其对经文及杜注的尊重与严谨探讨的学术精神。“疑经”往往源于尊经，冈白驹在《春秋左氏传觽》中虽以杜注作为其解传之底本，但对杜预之说并非全盘接受，其中充斥着许多批评之语，如“杜注非矣”“杜注迂矣”“杜注臆说”以及“杜注训误”等。

中日文化交流的双向透视

冈白驹在《春秋左氏传觽》中充分体现出清代学术的典型特征，他不仅在对经传的阐释中表现出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于前人学术成果也充分吸取。在《春秋左氏传觽》中，冈白驹充分承袭前人之说，对于杜注所解不明之处，他常罗列各家以备之，汉儒之解传，宋儒之义理，清儒之考据，皆为其予取予用，不拘一派之辞，供读者参考比较。这种跨流派的学术取向，不仅丰富了其对于《左传》的解读，同时也反映了其经学研究中的清学风貌，同时也为后世的日本春秋左传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江户时期大田锦城关于《左传》的著述中就可见其尊崇清儒的学术取向，其注疏取法百家，兼治今古之学，同时具有较强的考证色彩。竹添光鸿的《左传会笺》亦可见明显的清学之痕迹，《左传会笺》序中云其参考过二十九本书，其实远不止此，其对《左传》的注疏参罗百家，三传并取，集今古学家之大成，同时，其注疏中闪烁着经世致用的光芒，有清学考据之风。安井衡《左传辑释》也具有浓郁的清学风范，其著作撷采百家之说，今古并用。因此，冈白驹《春秋左氏传觽》中所折射出的考据倾向，是日本汉学由宋学向清学转变，由义理转向考据的发展态势的一个表征。

（本文原文来自newsduan.com，作者陈彦辉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宣传部部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