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山：千年名士的精神原乡

云龙山：千年名士的精神原乡

在徐州，海拔仅142米的云龙山，却是一座精神的珠穆朗玛。从魏晋隐士到唐宋文豪，从帝王将相到革命领袖，这座山如同磁石，吸引着中国历史上最璀璨的星辰在此驻足。他们的诗文、题刻、足迹，共同编织出一张跨越千年的精神之网，让这座小山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

魏晋风度：隐士张天骥的仙鹤哲学

公元1078年秋，北宋隐士张天骥在云龙山顶结庐养鹤。他晨起放鹤，暮时招鹤，与两只白鹤同食共饮。苏轼任徐州知州时，被这份超然打动，写下《放鹤亭记》：“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

张天骥的茅庐早已湮灭，但他创造的“鹤文化”却成为云龙山的精神基因——白鹤不慕庙堂之高，不忧江湖之远，象征中国文人“在朝则儒，在野则道”的双重人格。今天的放鹤亭前，常有老者提笼遛鸟，年轻人在亭中诵读《放鹤亭记》，隐逸精神以最市井的方式延续。

宋元气象：苏轼的山水变法

苏轼在徐州不过两年，却用诗文重塑了云龙山的文化品格。他打破传统山水文学“模山范水”的套路，赋予这座山强烈的人格色彩：

《登云龙山》中“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将山石幻化为生命体；

《浣溪沙》里“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把祈雨仪式写成田园牧歌。

更惊人的是他在山体上的直接创作——云龙山东坡石床，传说苏轼醉卧其上，在石壁题写“曲港跳鱼，圆荷泻露”。这种“以山为纸”的创作，让自然景观成为流动的文学现场。

清代余韵：乾隆的四次精神还乡

清乾隆帝曾四临云龙山，留下七首诗作。这位盛世帝王在山顶御碑亭题写的“彭城驻辇厪民艰”，看似关心民生疾苦，实则完成着某种精神仪式——通过效仿苏轼登临，将自己纳入徐州文脉的传承谱系。

他的诗作《游云龙山作》刻于石碑，却因战乱损毁，只余“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残句传世。这种残缺恰成隐喻：帝王试图用文字征服山水，最终仍被时间征服。

现代觉醒：毛泽东的生态预言

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登上云龙山。在放鹤亭前，他指着光秃的山体作出著名论断：“要发动群众，上山栽树，一定要改变徐州童山面貌。”

这句话具有划时代意义：

生态意识：首次将绿化提升到执政理念高度，比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早20年；

群众史观：打破文人独占山林的传统，让普通百姓成为山的主人。

今日云龙山的30万株树木，正是这场思想启蒙的物化成果。

永恒的舞台：当代人的精神续写

在抖音直播间，有人每晚带网友“云游”放鹤亭，用徐州方言演绎苏轼与张天骥的对话；书法家老李在醉石亭下开设公益学堂，教孩童用毛笔临摹乾隆残碑；更有一群Z世代青年，在抗战亭前用说唱改编《放鹤亭记》，让千年古文焕发嘻哈韵律。

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创新，实则是古老精神的当代表达——正如苏轼以诗文重塑云龙山，今人正用新的语言续写山的传奇。

山与人互为镜像

从张天骥的仙鹤到苏轼的酒壶，从乾隆的诗碑到毛泽东的松苗，云龙山始终是中国精英阶层的试炼场：

隐士在此验证超脱的可能；

文豪在此试验诗文的边界；

帝王在此确认统治的合法性；

革命者在此播种未来的想象。

这座山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既像镜子，映照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面相；又像熔炉，将不同文明层的精粹熔铸成全新的文化合金。登临云龙山，本质上是在攀登一部立体的中国精神史——每一步石阶，都可能踩中某个改变文明走向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