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时刻”会怎样降临？来自巴西历史的教训
“法西斯时刻”会怎样降临？来自巴西历史的教训
巴西在1930年代建立类法西斯政权的历史，为我们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文节选自巴西学者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1936年的著作《巴西之根》，深入探讨了巴西社会中的人格主义、寡头政治和家长制传统，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巴西的政治发展。
巴西之根
1930年代，巴西落选总统候选人瓦加斯发动支持者进行“革命”获得政权，并在此后十余年间逐渐建立名为“新国家体制”的类法西斯政权。而当时的主流巴西知识界却仍然试图从巴西历史中的种种特性，来探究“新国家体制”进行一体化的必要性。
是什么造就了1930、40年代的巴西走向了这条道路？作为巴西现代史学和社会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写于1936年的《巴西之根》探讨了从伊比利亚人登陆以来的种种元素如何如同“根”一般影响巴西人社会心态。作者指出，正是刚刚走出乡村社会的种种心态残余驱使着寡头政治和家长秩序仍然左右着巴西政治和社会，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这一伊比利亚之“根”上必然会长出新的现代化枝杈。
本文节选自《巴西之根》第七章“我们的革命”，讨论自1888-1889年巴西连续经历了废奴运动和建立共和两场革命以来，巴西人民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中的进展与挫折，以及作者向在当时对法西斯主义表现出兴趣的巴西知识分子进行的分析与回应。
一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正如我们对各类形式主义的轻信本质来讲反映的是巴西社会本身缺乏自发形成的组织机制，我们对某个冠名科学的特定理论或公式能超越历史预见未来的无比信心，实际上也仅仅表明了我们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善思辨的民族。只要有必要，我们可以二话不说为一个听起来崇高的理想发动运动、成立党派，甚至掀起大规模暴动。
然而，崇高理想很快被人格主义吞噬几乎是所有政治运动躲不过的宿命。在巴西，就像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没有人会否认，比起让一个人的人格主义战胜另外一个人的人格主义，我们更急迫需要的，是让某种理念原则取得超越所有人格主义的真正胜利。
当然，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人格主义在许多情况下的确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这种时候，伴随人格主义周围的自由民主等口号，纯粹只被当作装饰性的华丽外衣或号召力强大的宣传手段。
事实是，类似的崇高理念从未能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维持表面政治稳定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就是放手大搞某位政客的人格主义，或作为个人人格主义在时空上延续的寡头主义。然而，这些实则只是特殊情况下的表面稳定，很容易让我们忘记将一个国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交给某个“由神选择的”、无需为自己言行负责的领导人手中是件多么危险的事，即便这位领导人算得上英明，这种政权充其量不过是社会混乱的粗暴掩饰，而不是它有效的替代品。可惜的是，逾越一切个人之上的理念，作为一种形而上的超越存在，比实际具体的人更有能力主宰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种观念，于拉丁美洲人而言是难以理解甚至无从想象的。
尽管我们常常幻想自己渴望或正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原则，但实际而言，我们要么是在为一种人格主义而战，要么就是在奋力反抗另一种人格主义。长久以来，盘根错节的政治体制与扑朔迷离的选举机制所隐瞒的，正是我们有意无意设法回避的这一事实。但当利于形成人格主义的法律不被质疑，或受到普遍遵循的传统的佑护时，任何一种人格主义都不需要再遮遮掩掩或尝试用崇高的概念伪装自己了。众所周知，在巴西的君主制时代，报纸和舆情会严厉针砭批判的，主要是民选的众议院成员，而那些直接由皇帝委派的参议院成员则往往可以免受大众监督。
即便如此，丝毫不留余地地断言我们与民主绝对不能相容也必定是不公允的。实际上，要在这些崇高理念与我们民族形成的现实条件之间找到某些交汇之处或激起一些共鸣也并不那么困难。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理念很容易在我们民族气质的典型心态中找到支撑：性善论与我们此前阐述过的“热情”的概念特别契合。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热情的巴西人”有可能找到自身情感偏好与自由民主原则之间的可靠联系。
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我们在各类提及人性本善的理念之间所发现的共同之处，与前文试图定义为“热情的”巴西人特有的社会行为方式，与其说本质相同，不如说只是表象相似。所有的自由民主思想都可以用边沁的名言来概括：“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难看出，受这种观念主导的人际相处模式，与任何基于“热情”价值观的社会共处方式根本而言是对立的。“热情”价值观照下的人际之爱毫无疑问源于偏爱，换言之，爱某人就意味着爱他胜过爱其他人。这种偏爱的单一指向性与自由主义所依据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中立性是截然对立的。
在这一点上，民主式仁爱与现代社会陌生人间的彬彬有礼非常相似，共同导向一种以寻求平衡不同社会成员各自私心为目标的社会行为。民主式仁爱最理想的境界可以说就是人道主义，而提倡人类价值的人道主义却很显然必须是非个人的：对人类最深刻的爱就是面对最大多数人的爱，这种爱对数量的要求明显先于质量。
毋庸置疑，一旦跨越自身狭小范围就会窒息而死的爱，绝不能被拿来当作构想任何大规模人类组织的基础。单纯以巴西式热情之爱为前提，不可能延展出任何普遍适用的有效原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加稳固且具普遍性的情感基础，源于国民与生俱来的心灵也好，甚至由某一强权凭空植入人们心中也罢，总之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生活才有可能真正升华。
二
不少人相信专制政权所用的强制手段不可能长久改变一个社会，而这不过是众多过分夸张的自由主义神话之一，实际上历史也总是不断向我们提供反例。当然，改变有好有坏，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很多时候也的确对自由理想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这并不构成任何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据，因为，毫无疑问，除专制暴政之外，我们的确还有其他更加可行的办法来巩固与维持社会与国家整体的稳定。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采用何种政体或信奉哪个主义，最重要的是将那些看起来完美无比、听起来万无一失的公式与原则的施行领域和强度降到适当的范围之内。那些在1817年不希望以任何方式改变黑奴境况的巴西国父和共和国先驱们，虽然没有为解放黑奴做出努力，但至少他们的言行一致是真诚的，而这种政治真诚此后再不曾在我们国家出现过。
继他们而来的，全部都是寄希望靠一套主义治天下的所谓政治家，即便他们当中那些最谨小慎微的，对某种被理论描绘为完美和谐的政治组织方式所必有的不足与弱点也只字不提，不止嘴上不说，连在行文或笔战中也不会提及。他们任何时候都不怀疑良好的政治源于人固有的理性与道德。因此，当施政现实呈现出其丑恶且令人不安的一面时，他们所做的非但不是反思理论关注现实，而是想尽办法编套说辞将丑恶与不安掩饰起来或直接选择视而不见，躲在那被奉为时代伟大导师们描绘过的、正向他们招手的理想世界中继续自我陶醉。为了避免看到国家现实的可憎景象，他们为自己插上了飞向理想世界的翅膀。
此外，我们还会经常遇到一些在政治上依照纯粹的现实主义或哪怕只是机会主义原则做事的人，同时不忘试图使自己的言行看上去符合广泛接受的道德标准。这样的人若被告知某些道德上值得称赞的行为，一旦被不分时间场合地普遍施行起来，是很有可能徒劳无益甚至弊大于利的话，他们一定会因发自肺腑感觉受到了冒犯而表现得异常震惊。言行霸道专横却自认为在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独裁者从来不乏其人。
巴西政客的这种态度与现代欧洲面对不同社会现实兴起的众多“开明考迪罗”式政治家的态度并无大异。因此，尽管众所周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宣扬暴力，但要它在我们这里取得广泛拥护也绝非天方夜谭。现在，法西斯主义的忠实信徒已经明显意识到，他们有足够巨大的能力在一个社会启动并推进包括整个道德与价值观体系在内的全体民众精神大改造。毫无疑问，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所做的努力是一种改变社会进程的主动尝试，试图将国家从所谓解体威胁中拯救出来。法西斯主义者在维持依靠强权与暴力塑形的社会结构而组建的全部国家机器并为之辩护时，理据却是从各种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中找来的，而这也正是该政权创建者最喜欢拿来称道的骄傲之一。这套政治制度显然赋予了法西斯主义者同时击溃自由主义和左派革命企图的胜利者尊严。
然而，谁会感觉不到法西斯改革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巧妙的反改革呢? 谁又会怀疑改革派其实早已将他们为自身存续所需物质基础的正当性做辩护的意图也一起融进了他们给出的那些发动改革的直接原因当中? 这意图难道不是有时甚至会被直言不讳指出来吗?无需非凡的机敏便能看出，改革派的大部分精力其实都花在了这种需要做得看起来合情合理天衣无缝的诡计之上。而且，事实上，这一切同他们起家之初所倡导的哲学理念一样，是一种被美化过的对改革本身有组织的否定。
三
预想法西斯的巴西会呈现一派怎样的景象并不困难。同样不难想到的是，初期意大利本土的墨索里尼主义几乎不含任何侵略性成分。同早期的墨索里尼主义理论一样，在巴西“一体化主义者”的原初概念中，并没有狂野愤怒、肆无忌惮到近乎世界末日最后一搏的斗争欲望。而这种暴力欲却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国一再被如此真切地付诸了实践。法西斯政权目空一切的残暴统治，成了那些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好感的巴西知识分子最终幻想破灭无奈悲叹的缘由。
历史也以相似的方式戏弄了我们当中那些坚定信仰共产主义但拒绝执行第三国际“二十一条”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引起了这一派学者的兴趣，是因为他们在其中找到了对巴西困境的一种充满希望的解释方式，即他们向往的理想未来到来之前社会所必经的紧张局势，同时，马克思主义还为这些信仰者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换言之，这一派巴西知识分子之所以倾心共产主义，是因为它所描绘的未来恰好契合巴西人长久以来或隐或显的“无政府主义心态”，而不是因为他们赞同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强硬要求共产主义支持者严格遵守的条款纪律。
就法西斯主义而言，经过巴西学者的阐释之后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为扩大公权力的辩护从一种旨在强化公共机构、道德组织和宗教团体至高无上声望的纯粹保守理论转而逐渐变成了现实中当权派维护自身权力的有效手段，自然同样也是他们任意行使既有权力的漂亮借口。事实上，一切迹象都表明，巴西的“一体化主义”将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不肯妥协的反对派理论相反的、善于包容迁就的理论，一种持续有系统地支持秩序 (即宪政权力) 的理论。
如果说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对自由主义原则的热情从来只是一场无用且代价巨大的空欢喜，这并不能说明假使我们当初追随了某一别的精妙理论，就必定终有一天能与巴西的现实相遇。我们当然可以严格按照明智且已由他国实践有效的社会计划尝试组织安排巴西眼下杂乱无章的现实，然而，无论这种宏伟计划对别国来讲多么切实管用，它总不可能对我们产生同样的效用; 换言之，无论选择哪种现成的计划，总会有巴西社会与生俱来的某个部分或某种特质被排除在这种程式化的、脱离现实的伟大发明之外。无视这部分被排除在外的现实，就相当于用刻板机械的图纸打乱巴西社会自然发展的路径，用虚假的和谐掩盖历史终不可能允许我们回避的苦难。
无数历史教训已向我们证明，仅着眼于某种所谓精神或理想而组建的国家政体必定是反对自然秩序、有违自然规律的。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政治体制与社会现实对应起来，使二者能够有效结合并相互配合。事实上，只有着眼于经济发展，我们才有可能促进政治体制与生活现实的完美结合，其他任何人为的计划或部署都不可能真正帮到我们。假使不能为国民的实际生活服务，假使不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目标对应，任何一种理想或精神都不该被拿来当作规范社会的准绳。社会的上层形式 (即体制) 必须仿照社会既有的实际结构来设计，并使之紧密配合自发的社会活动：上层形式应该在不断配合与适应社会需求的过程中被逐步完善，而非遵照某些人为的任意选择。
然而，总有一个肆意妄为又自命不凡的魔鬼想要遮住我们的眼睛，让人看不到这些简单的事实。在他的蛊惑下，我们也会忘乎所以地认为自己无需尊重人类的现实境况，无谓生出很多莫名的偏好和古怪的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