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权相政治时期的中央决策系统，在特定时期的权相专政
南宋权相政治时期的中央决策系统，在特定时期的权相专政
南宋权相政治时期，中央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中央决策机构也随之而改变。君主大权旁落，权相集民事、财政、军事和人事权于一身，事无不统。如果说这是“礼乐征伐天子出”的话，权相政治时期便是“礼乐征伐权相出”。权相把持中央最高决策权，台谏和侍从基本上失去了对宰相的制约作用，而是成为权相专权的工具。
北宋时期，最高权力由单帝掌握。宰执两府负责政策立案、议论和实行，台谏和侍从则通过“议”和“对”对政策进行审议、修正，形成了宰执与台谏、侍从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
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皇帝与宰执、台谏、侍从和其他京朝官展开多层次对话，既保证了皇帝的信息通畅，又发挥了集体决策的作用，减少了决策的失误，从权力制约方面讲，又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最终裁决权。
最高决策机构为帝主持的各种御前会议，主要有定期不定期的视朝听政、转对和轮对。次高的决策机构主要是宰执在各自官署的理政和议政，朝廷官员的集议以及一些临吋决策机构如制置三司条例司等。
南宋权相政治时期，中央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中央决策机构也随之而改变。君主大权旁落，权相集民事、财政、军事和人事权于一身，事无不统。
如果说这是“礼乐征伐天子出”的话，权相政治时期便是“礼乐征伐权相出”。权相把持中央最高决策权，台谏和侍从基本上失去了对宰相的制约作用，而是成为权相专权的工具。
秦桧专权时期的主要中央决策机构
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由皇帝主持的各种御前会议转移至都堂或者临时决策机构甚至权相的私人宅邸。政治空间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决策系统的状况。绍兴八年，定都临安，政治空间呈现出分散化的格局。
北宋开封的城市格局，中书门下、枢密院、都堂都设在宫城之内，临安时代，这些机构统统设在宫城之外，表现出皇帝对宰相控制力的减弱和宰相独立性的相对增强。
除此之外，南宋时期，向宰相馈赠私宅的做法开始流行，名义决策机构和实际决策场所分离，即名义上的决策机构为权相的职务，而实际的决策场所在权相的私宅。
在政治空间上，权相的私宅与宫城相距甚远，韩侘胄甚至在私宅设立中央决策机构，这种政治空间的变化反映了权力的流动和变化，反映出南宋时期临安已经形成宫大内与权相私宅两个主要政治空间，在此情形下，中央决策系统的运行机制也因而改变。
南宋政权在宋金和议的基础上立国，“古有外患，无专恃外交以立国者。至宋而国体一变，政和七年前求和契丹，政和七年后求和于金。”出于对秦桧在主持和议与中央集权中不可替代的依赖，宋高宗将朝廷大权授予秦桧，而自己退居幕后，不再亲政。
经过秦桧几年的经营，形成了以尚书省都堂为中心的最高中央决策机构。自绍兴十年至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病死，秦桧一直独相，以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总揽军政大权。绍兴十四年到十五年左右，秦桧初步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
秦桧的职务为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尚书省都堂是他的法定办公场所。绍兴八年以后，高宗皇帝闲居宫中，不再亲政，凡有事则独与秦桧议，御前会议成为高宗和秦桧的私谈，不再具有对常政务的决策职能，而都堂成为全国的政务中心，是中央主要的决策机构。
同时，秦桧以左仆射兼任枢密使，都堂兼为国家的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秦桧每赴都堂办公，处理全军政务。各地中报朝廷的公文，只写明“申尚书省取指挥”，而不再向高宗“奏闻”。
根据《咸淳临安志》的记载，都堂即三省位于皁城和宁门以北不远，与六部、封椿所相邻。都堂的最高长官为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秦桧，终秦桧执政期间，没有任命右仆射。
参知政事是宰相的辅助者，宰执间通过合议、协议以确保决策的合情、合理、合法，但在秦桧时代，“而政府之权在桧矣”，秦桧掌握政府全权，秦桧晚年，由于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主要在位于望仙桥的宅邸办公，国家的决策中心也因此转移至秦桧的私宅。
史载：“桧时已病，坐格天阁下，吏以牍进，欲落笔，手颤而污”。一德格天阁是秦桧的书房，这条史料描述了秦桧晚年在私人宅邸办公的情景。特别是绍兴二十年正月秦桧入朝遇暗杀之后，更是守卫森严，普通官员想见到秦桧绝无可能，就连处理政事，也只让亲信参与，被称为“密室政治”。秦桧在宅邸中办公依靠私人秘书机构，姻亲兼门客曹冠就是主要亲信之一。
韩侂胄专权时期的中央主要决策机构
韩侂胄是南宋的第二位典型权相，与进士出身的文官不同，侂胄“本武人”，却具有名臣之后和室姻亲的双重身份。韩侂冑字节夫，相州安阳人今安阳，他是北宋之名臣韩琦的曾孙，其父韩诚又娶高宗吴皂后的妹妹，韩以恩荫入仕，孝宗时长期担任联络内廷和外朝重要官职知閤门事，宁宗即位后仍为帝的亲信。
韩侂胄获取权力的方式与秦桧恰恰相反，秦桧通过独相之任进行权力扩张而行专权，韩侂胄则以帛帝近侍的身份，利用兑帝的怠政和对他的信任，假借御笔获得权力，进而进位平章军国事位高于宰相，实为宰相之任。因此，韩侂冑掌握的权力对皇帝有更大的依赖性，同时这些区别决定了韩侂冑专权时期的中央决策机构不同于秦桧时期。
韩侂胄时期中央决策机构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庆元初年到光禧初年，韩侂冑把持内廷，这时无明确的决策机构。韩侂冑虽权倾朝野，但名义上始终未式执掌三省之权。宁宗即位之初，韩侂胄的正式职务为枢密院都承旨，其为“枢密院属官之首，掌承接、传宣机要密命，通领枢密院事务。”
式办公场所为枢密院，然而佣胄仍凭借他与帝的特殊关系，擅用御笔，自除官员。“即以内批除所知刘德秀为监察御史，杨大法为殿中侍御史，罢吴猎监察御史，而用刘三杰代之。”韩侂胄还举荐他的弟弟韩仰这一阶段，韩侂冑、韩仰胄把持的内廷掌握御笔批出之权，行实际决策之权，因此无明确的决策机构。
第二阶段，从开禧初年到开禧三年韩侂胄被杀，以南园机构为中央主要决策机构。机速房的前身是建炎年间的御营司，建炎四年，废御营司设立机速房于枢密院，其所掌事务如下：边防急速运事，调发军马移屯驻非措置控扼去处，遣发间探人并回推恩探报事宜，诸处申解到归正人并申解到奸细，北界关牒禁止北贩客船，合归刑房，逐年募发海船防托，合归兵房，候有调发移入机速房，非次差出官兵，干办边事。孝宗即位后，机速房被并入枢密院，下降为咨询机构。
开禧元年七月，韩侂胄以太师、平原郡王任平章军国事，总揽朝廷大权，位在宰相之上。二年五月，“御笔诏北伐”，“又置机速房于私第”。韩侂胄的私宅被称作庆乐园南园，位于西湖东南岸的长桥附近，本是皂家御苑，庆元三年吴后将其赐给韩侂冑，因此，韩侂胄宅邸即为南园，这一阶段以设置在南园的机速房为主要决策机构，主要表现为：机速房代行三省之权，是国家政令的发布之地。
三省是朝廷政令的发布场所，在形式上，如果没有三省的印绶，一切政令都是无效的。韩侂胄掌权之后，实际地位在宰相之上三省之权逐步向韩侂胄转移。但是，由于韩侂胄是武臣，在朝廷的行政序列中没有合适的职位，于是把朝廷的决策场所向其私宅转移，掌三省印绶，代行三省之权。
开禧初年，韩侂胄式以平章军国事的名义执掌军政大权，“三省之印并纳其第”，至此，三省之权完全转移到韩侂胄的私宅，机速房成为国家政令的发布场所。机速房代行皇帝决策之权，代行最高决策权。韩侂胄代行最高决策权的主要方式是代行御笔。
御笔制度起源于宋徽宗时代，帝绕开宰相直接发布的指挥命令，体现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南宋时期又有所发展，宋孝宗乾纲独运，此后御笔更是大行其道。宋宁宗智力低能，不便于群臣接见，便主要通过御笔来指挥政务，这就给了皇帝近侍专权的机会。
开禧年间，朝廷政务完全由韩侂胄把持，不须向皇帝关白，这意味着在实际的政务运行中，韩侂胄成为朝廷最袂策者，帝如同神偶被虚位化。
史弥远专权时期的中央主要决策机构
史弥远以丞相的身份长期掌权，这一阶段的主要决策机构是中书门下，而决策场所主要在史弥远的私宅。史弥远的上台路径类似于其父史浩，也是以储君的府邸旧人发迹，进而掌权的。史弥远曾任宁宗储君景献太子的老师，后来因反对韩侂冑北伐，为杨龟后引以为同盟，洙杀韩侂胄，从而上台掌权。
史弥远一反韩侂冑的内外政策，积极推行对金和议，并推崇理学，其专权跨宁宗、理宗两朝，共计二十六年。史弥远于淳熙八年以恩荫入仕，十四年举进士。绍熙元年为大理司直，“庆元二年，复为大理司直，寻改储王宫大小学教授”后官至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