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一生侠梦不愿醒，“最后的老嬉皮”张北海生前绝响《早上四，晚上三》出版
读书 | 一生侠梦不愿醒，“最后的老嬉皮”张北海生前绝响《早上四，晚上三》出版
《早上四，晚上三》是张北海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80岁高龄时开始书写自己一生故事的回忆录。这本书以简洁平静的文字，展现了这位"最后的老嬉皮"的传奇人生。
《早上四，晚上三》张北海 著，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电影《邪不压正》原著作者张北海在80岁高龄时，开始书写自己一生的故事。他在自序中提到“什么动物早上四，晚上三”，谜底即是“人”，这本书就是他的“早上四，晚上三”，这也是张北海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抗战时期，父亲不愿向日本人投降，母亲不得已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向后方撤离，跨过黄河，抵达西安，最后一家人在重庆团聚；少年桀骜不驯、被父亲赶出家门；二哥是宋美龄的专机飞行员，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留下一个女儿，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张艾嘉；成为联合国官员，在世界各地工作周游，拥有独一无二的见闻经历；及至暮年，重回山西老家，探寻故里人情；在风烛之年与初恋重逢。
人生就是这样，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这些简洁平静的文字含有洞明世事的豁达与幽默，也是一位老顽童留给世间最后的礼物。
内文选读：
日本人和烧鸡
1942年夏，我母亲（杨慧卿）正在天津家中收拾行李，准备上路。我（文艺）当时五岁半，帮不上什么忙，最多也只是我妈叫我取这个那个小东西带走。
我二姐（文芳）和三姐（文芝），一个14岁，一个10岁，也在准备自己的小箱子。在这之前，一个家中好友还托我妈同时带上他们的小女儿，好像姓路，和我二姐同学，她过来的时候也带了行李。只有我没自己的箱子，几件衣服全塞进了我妈的皮箱。
我们不是最早那批从沦陷区逃往重庆的，他们主要是军公教人员和家属，早已随着各个机关去了后方“陪都”。我父亲（张子奇）虽然也在政府工作，任职交通部天津电话局局长，但是在平津沦陷之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这是因为电话局在英租界，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势力无法进入天津英法俄等国的租界。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电话局下室一间小屋，有一座与重庆联络的秘密电报台，只有我父亲和那位不定期前来收发密电的情报人员知道。我后来在想，大概他们仍在等候指示。
可是日本人知道，英国人也知道，只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宪兵无法去英租界查封电报台，逮捕那位收发密电的情报人员，而且英国人还意识到他们没有权力逼我父亲。这片土地虽然是他们的租界，也不过是“租”的一块地。领土主权还属于中国。
后来在台北，我母亲才对我们说，一位英国领事找过我父亲，但也只是转达了日本人的要求，即关闭电报台，交出情报人员，我父亲的答复也很简单，只要英国放弃租界，还给中国，那租界也就自然成为日本占领区了。
张北海
日本这时还没有以行动逼我父亲，只是暗示，后来改为利诱，他们请了一位已经投靠日本的前国民政府官员，来劝说我爸出任天津伪政权市长，听我妈说，你爸把他骂了回去。
日本人相当清楚我父亲的背景，他们知道我爸当年参与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山西起义。后来又因为阎锡山在民国初年变成了一个军阀，又开始反阎，当时我父亲才18岁，头上已经有了不知几百大洋的悬赏。这时，我祖父才筹了一笔钱，送我爸逃亡日本，我父亲一直无法回国，直到在早稻田大学毕业。
只有一次，他偷渡回到山西，娶了我妈，带回日本，一住十年，我大姐（文英）即生在东京。
我不记得父亲哪一年逃去了重庆，但应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我在天津法国学校上幼儿园，日本人发现我父亲跑了，就曾试图通过威胁我来逼我父亲。
这一场有惊无险的过程，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但所谓“惊”，也不是我在“惊”（懵懂无知真是福），而是父母在“惊”。
我在课室看到校长陪着我父亲一个属下在门口向老师招手。他们三人在外面谈了几句话，老师来到我身边轻声说：“Paul，你需要现在就回家。”Paul是这家天主教小学一位修女给我取的名字，为的是她好念。
我就这样跟着我父亲的同事出校上车，离开法租界，进入了当时天津人所谓的“中国地”，这可是具有相当讽刺性的称呼。“中国地”只是在日本占领下的几片天津市区，不属于任何一国租界，从来就是中国土地，只不过当时被日本占领。
在“中国地”，他叫我向后看，说紧跟我们那辆车是日本宪兵，他们打算绑架你，可是日本宪兵并没有上来拦住我们，把我带走，而只是开到我们车旁，盯了我们几眼，等我们开进英租界，他们也就掉头开走了，威胁绑架也只是发生过这么一次。
这是个明显的暗示，促使我父亲传话，要我妈带我们尽快离开。
张北海
可是为什么我这一代六个子女——我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最后沦陷区只剩下了41岁的母亲和三个未成年孩子？
我大姐和姐夫张桐已经随他的单位去了重庆。我大哥（文华）也去了昆明上西南联大。我二哥（文庄）也在不久之前逃离了家庭，去了后方。
我不记得其他兄姐是什么时候去的后方，但是二哥出走之前，我倒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好像是他出走之前两天，他带我和奶妈去吃冰激凌。他给杨妈和自己买了两个蛋卷草莓，给我买了巧克力。
快吃完的时候，他取出一块大洋给了杨妈，说文艺喜欢吃巧克力和草莓冰激凌，有空买给他吃，然后补上一句：“你们吃，我先走了。”
二哥就真的跑掉了，没有告诉任何家人。只是在他逃走之后我们才发现，他还偷了我叔叔两百块大洋。
我后来回想这段往事，才意识到二哥最后那句“我先走了”的双重含义，他像是在和我及杨妈告别。但是他又不止是从天津出走，我们是逃难，他是逃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