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之后才是最激烈的战争
武昌首义之后才是最激烈的战争
阳夏保卫战是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这场发生在武昌首义后的战役，不仅展现了革命军的英勇与牺牲，也揭示了革命成功后的艰辛与代价。
图：1911年底，武昌起义爆发，湖北汉口，横渡长江时遇难的革命党人遗体被带上岸。
武昌首义之后随即发生的阳夏保卫战，给所有人都上了革命成功后的第一课：一场令繁华汉口付之一炬、湖北年轻菁英折损大半、鄂湘革命军元气大伤的战役，以其惨烈的过程，昭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艰辛与代价；也将辛亥革命者真正的敌人———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推上了舞台中央，尽管此后还不断有人对他们产生革命幻想；而最终的结果，显示了革命潮流的不可逆转，哪怕北洋军在革命者面前显得多么强大、多么善于权谋，哪怕让他们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数十年。
伫立在汉口的街头，目之所及总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密密匝匝的建筑，无法想象的频繁商贸活动，将这个“九省通衢”的水陆之便发挥到了极致。难以想见，100年前，这一切都在一场战争大火中付之一炬。
曾经，阳夏保卫战在武昌首义的光环下不被太多人注意。阳即汉阳，夏即夏口、汉口的故称。革命者和北洋军在这两地的反复争夺，从武昌首义后的第8天即开始，一直持续了41天，形成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
从过程到结局，这场战役在今天还有许多争论之处。然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中的一些片段已经可以瞧出此后中国政治走向的端倪，在有些方面更是对革命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
曾亲历采访这场战役的英国记者丁格尔写道：“可能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完整而准确地讲述1911—1912 年发生的这场伟大的中国革命……只有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以后，才能写出公正客观的东西。”
今人当然无法再亲身感受它了，但我们仍然从亲历者的故事中撷取了几个碎片，看看无数年轻生命的勇敢牺牲给后人留下了多么宝贵的遗产。
同时到达的两个人
1911年11月3日上午，武昌阅马场革命军云集，气氛威严整肃，中央一座高台，黄兴身着黄呢将军服，站在“战时总司令黄”大旗下，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手中接过委任状、战时总司令印、令箭，并发言宣誓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这位著名的民主革命领袖达到了他人生中万众瞩目的一个顶峰。
其实，黄兴早在10月28日就已经乘轮船抵达武昌，并立即被军政府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全权指挥革命军防御清廷对革命军的反扑。
在黄兴到达之前，阳夏保卫战也已经打响。武昌首义后两天，清王朝即调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精锐沿京汉铁路南下扼杀革命。10月18日，汉口起义军向据守汉口刘家庙车站的清军发起攻击。
战事之初，革命军凭着无畏的勇气和汉阳兵工厂的武器取得了一些胜利，夺取了刘家庙车站，与清军形成拉锯战。但北洋清军主力源源不断南下，此时，被黎元洪任命为汉口前线总指挥官的张景良又临阵叛变，纵火烧毁了刘家庙车站内的革命军军械粮草，革命军伤亡惨重，好不容易在大智门火车站形成第二道防线。
黄兴恰在此时到来，不但担任了军无主将的革命军前线最高指挥官，而且给节节失利的军队注入了高昂的士气。根据武汉作家罗时汉在《城市英雄》一书中的记述：“武昌市民听说黄兴到了，都拥到汉阳门正街（今民主路）两旁一睹黄兴风采，沿途鞭炮不绝。军政府还派出几队人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写着斗大‘黄兴到’的大旗，分头向各处奔驰。还把许多写有‘黄兴’二字的旗幡插到汉口的高楼屋顶，大张声威。市民们兴高采烈，议论纷纷，比喻为‘天将下凡’”。
这座“黄兴拜将台”几经重修今天仍在，淹没在阅马场的车水马龙中，但在当时，这座高台给予了人们无数的革命振奋。
一边是“黄兴到！”的革命军欢呼，一边是“袁宫保到！”的清军欢呼，相隔不远，都如雷贯耳。重新出山、手握大权的袁世凯与黄兴抵汉同一天来到孝感大营，一直被他牢牢掌握的北洋军知道，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汉口这把火放得好！”
在电影《辛亥革命》里，袁世凯拍着冯国璋的肩膀说：“汉口这把火放得好！”演惯了袁世凯的演员孙淳将洋洋得意的神情刻满了整张脸。
火烧汉口是不是出于袁世凯的直接授意还有不少争论。罗时汉认为，放火应该是冯国璋部在战争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北洋军既不适应汉口棋盘状的街道，还要避免和打“人民战争”的革命军进行巷战，尽快拿下汉口，于是采取了焚烧街市消除障碍的焦土战术，同时还可极大打击革命军和踊跃支持革命的汉口市民的士气。
自晚清开埠以来，汉口背依长江黄金水道，又是京汉铁路的终点，中国内陆的各种物资无不在此转运，俨然成为中国内地的经济贸易中心和黄金码头，东西南北的商人都在这长江沿岸设立商埠转口买卖，街市繁华，民居拥挤，被称为“东方芝加哥”。然而北洋军的一把火，这些都消失了。
毫无疑问，战争到此时，正在按着袁世凯的精心谋划向前发展。从实力对比来看，清军有北洋精锐两三万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尤其配备的机关枪给革命军造成惨重损失，还有袁世凯的统一指挥。反观革命军，虽然数量不见得少于北洋军，但大都是临时招募的学生、市民和农民，许多未受训练就直接开赴前线，纯粹凭着勇敢和热情作战，黄兴也是临时就任，指挥常有不畅。这种实力对比在其后的汉阳保卫战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袁世凯在实力上已经稳占上风，但他所要的绝不是武汉三镇。正所谓“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汉口也是一样。一把大火烧准了他的战略意图，残忍与损失并不在意，无论是不是他直接授意也就无关紧要了。
与之相比，革命者在战争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情怀。汉阳失守时，革命军本拟炸毁汉阳兵工厂和钢药厂，即将起爆时，军政府紧急派人送来指示：两厂是用湖北人无数膏脂经营而成，无论为敌为我所有，都是中国的重要军备，不得因一时内讧而忘外患。于是立即撤除炸药，仅将机械上关键部件拆下运送武昌。
跳江与组阁的胜败之辨
11月26日半夜12时，汉阳已不可能守住，黄兴与司令部部分成员乘轮渡长江撤回武昌。船至中流，望着革命军总粮台所在的归元寺的熊熊大火，黄兴万念俱灰，欲投水自尽，被左右死死拉住，没有遂愿。
黄兴当然有想要投江的缘由。先是汉口之战，他在革命军处于不利形势下仓促上阵，未能守住汉口；退守汉阳后，先是登台拜将，又得到湖南等省革命军的援军，本来士气高昂，但革命军主动出击汉口失败，损失了有生力量，被北洋军从蔡甸渡过汉江迂回进攻，打乱防御部署，到汉阳之战后期，革命军已很难抵挡北洋军进攻。
阳夏保卫战中，刚刚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的损失尤为严重。电影《辛亥革命》里就曾浓墨重彩的描绘了这一幕：成龙饰演的黄兴不得不在前线教年轻的革命军人最基本的冲锋和掩蔽，他们在清军的机枪和大炮面前成批倒下，让浑身泥泞的黄兴心痛无比。
根据罗时汉的记述，汉口之战从10月16日到10月30日，革命军伤亡约六七千人，其中最激烈的10月26日这天死一千六百余人、伤五百余人；汉阳之战从11月16日到11月17日，
革命军阵亡二千八百三十人，伤五百余人。他们的遗体丛葬于汉口、汉阳29个地方。今天，在汉口球场路、利济北路的闹市里，仍然能找到被称为“六大堆”、“三大堆”的阳夏保卫战烈士丛葬墓。
革命军的主力有不少是来自新式学堂的学生，他们对革命的热情特别高，作战特别勇敢，牺牲也非常大。罗时汉说，其中有武汉新式学堂如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也有外地回汉参战的学生，还有从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军校前来支援的学生，甚至远道归来的留日学生。根据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的记录，留日士官生阳新人萧钟英邀约同学不远万里回国参战，当他们11月27日到达武昌时，清军已进到汉阳兵工厂，“钟英不忍根本动摇，乃约敢死同志赴汉阳决斗。崇阳龚国煌阻之，不听。径渡江由汉阳铁厂码头登岸，持枪向满军直冲猛击，满军俱披靡。旋满军用机关枪扫射，不支，钟英死焉。余人无一生还武昌者。”
罗时汉认为，这些接受过新式教育、拥有新思维的年轻才俊在阳夏保卫战中大量牺牲，致使湖北青年菁英损失殆尽。此后湖北在民主革命中再无大的作为和此不无关系。
黄兴经此一役，个人声名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正如在军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一些人替他辩解的那样，尽管他的指挥有一些失误，如在实力明显悬殊的情况下主动进攻汉口，不过阳夏保卫战的失败主要还是战争形势所致。随后，黄兴东下上海，参与东南诸省联军攻取南京的战役。
袁世凯的心态自是截然不同。此前，早在11月13日，袁世凯就离开湖北，北上京城一手组阁，他的政治意图在阳夏保卫战期间一步步实现。其中也许还包括南方多个省份紧随武昌首义之后起义，并宣布独立。但是他也许没有注意到，被时人认为“偶然”成功的武昌起义，却轻易就撬动了帝国的基石，各省随之起义的速度之快令后人难以想象。至阳夏保卫战结束时，关内十八省除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外已全部宣布起义。今天人们普遍认为，阳夏保卫战的最大成果，在于吸引了清军主力精锐40多天，为其它各省的起义成功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以随后发生的南京之战为例，东南各省的革命者进攻这座江南最重要的城市时，革命军力已数倍于守城清军。
尽管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未攻取武昌乃至其政治安排，但革命军也给北洋清军造成较大的损失，革命者对武昌进行了有效的防守组织等事实也不容忽视。
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湖北革命军在湖南等省的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精锐的北洋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四十余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绝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反倒可以从两湖人为主体的革命党人的英勇卓绝中看到首义成功的“必然性”。
此时志得意满的袁世凯恐怕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革命大势。哪怕革命军在他面前损失惨重，节节败退，汉口、汉阳尽失；哪怕他用精心策划的权谋手段夺取了辛亥革命果实。湖湘子弟的累累鲜血，不仅铺垫了他踏上最高权位之路，也埋下了最终使他和他的北洋系退出历史舞台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