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人柳永：为何多首词都是描写女性，大多还是下层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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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人柳永：为何多首词都是描写女性，大多还是下层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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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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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作为宋词革新的奠基人，也是历代最具争议的词人之一。他的《乐章集》传词200余首，有近70首描写女性，且多写下层妇女，其中又有三分之一是以女子口吻而作的“闺音”之词，这些作品既体现了《乐章集》艺术成就的突出特点，也成为柳永历来被人诟病的口实。

柳永闺音词客观成因

首先，从士风角度来看，宋代狎妓之风盛行是柳永接触下层女性并作出“闺音”的原因之一。虽然当时官府有禁止官员狎妓的法令，但自上到下的垂范使得狎妓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在士大夫狎妓之风盛行的背景下，文人们创作了大量流连风月的“曲子词”。宋代的歌姬分为官妓、家妓、私妓。官妓在官府举行的各种宴会上娱乐宾客，虽然官员与官妓交往甚密，但只限于宴席间逢场作戏；家妓是士人家庭蓄养的姬妾，士人有时会收到帝王赏赐或朋友赠送的家妓，有时也会自己购买家妓用作宴请宾客时的歌舞助兴；私妓则是因为家贫或种种原因流落于秦楼楚馆，靠出卖技艺乃至身体为生的女子。当时，上层士人与官妓、家妓交往的机会更多，而没有功名的下层文人往往和私妓往来更甚。

游走于京都巷陌，与民间私妓频繁往来，是柳永词中毫不避讳且时常出现的内容。少年柳永沉溺于汴京的繁华，而民间卖艺为生的女子也青睐他的才华。柳永与民间私妓交往甚密,正因此，与欧阳修笔下“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贵妇“闺音”和小山词“几回魂梦与君同”中对家妓的痴情相比，柳永的“闺音”词多因其与民间底层妓女的往来而生发。

其次，从宋代社会发展来看，市民经济的崛起促成了柳永“闺音”词的创作。太宗时期，北宋政府重建户籍制度，真宗天禧三年，新户籍制度将全国人口分为城郭户、乡村户，这是古代户籍制度的重要改革。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潮水般涌入城市，转化为市民阶层，有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自上至下的转变。

在此影响下，享乐之风盛行于北宋各个阶层。柳永的“闺音”词则更多源于以流连勾栏瓦肆为代表的市民文化，呈现出大异其趣的内容特征和审美风貌，用语通俗，从歌妓的角度展现出对风月应酬和金钱的态度。在当时，秦楼楚馆是繁华都市的重要标志，仕途失意的柳永往来其间，凭借惊人的音乐才华和文学天赋赢得歌妓认可，歌女们一经柳永词曲创作的包装，马上身价倍增；罗烨《醉翁谈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可见柳永词有诱人的商业潜力，而柳永也因此举获得了相应的报酬，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职业词人。

商品经济具有服务的属性，自该角度而言，柳永依照妓女的愿望从妓女的角度作词，不足为奇。

柳永闺音词内在成因

首先，柳永的“闺音”词中展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柳永的《乐章集》没有创作年谱，此处无法结合创作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词人借助汉代典故所托之意，不过从柳永历经30年四次进仕而不第的情况来看，这里以陈阿娇、班婕妤所遭受的冷落寄托自身的“士不遇”之情怀是很有可能的。这当然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然而柳永的自我意识更在于，当其他文人以“小词”“诗余”来表达人生而有之的一己私情时，还不能无视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规范；在正经场合要对词作出不屑一顾的姿态，相较之下柳永则在词中大胆表达妓女的心声，抒写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柳永的这些作品以真实取胜，从某种程度上回归了文学创作的本质，他以传统士大夫所不屑的下层女性为描写对象；

一方面使源自民间的“曲子词”重归民间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方面反映了作者本人自我意识的投射，也彰显了女性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从而给人一种真诚、真切地“闺音”之感。

此外，柳永的“闺音”词中还显示出浓厚的市民意识。柳永所塑造出来的真实、主动的女性形象是以往诗词中十分罕见的，这与市民阶层恰好崛起有关，也与柳永大胆而真诚的抒写有关。

这首《定风波》就典型地体现了市民阶层“以真为美”“以俗为美”的审美倾向，当时的市民阶层是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新兴力量，他们初步走出与农耕文化密切捆绑的纲常伦理，敢于反抗礼教压迫；正如柳永“闺音”词中的女性形象，对抗着封建正统女性的做作和虚伪, 大胆说出对爱情和生活的向往，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对女性的影响,代表着全新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