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眼中的日本和亚洲：东洋文库博物馆“基督宗教交流史”企划展
传教士眼中的日本和亚洲：东洋文库博物馆“基督宗教交流史”企划展
“基督宗教”是涵盖全球的宗教，追溯其历史，我们会发现它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传教士最先通过陆路抵达亚洲，大航海时代来临后，他们则通过海路相继来到了亚洲各个区域。由于每个地区对基督宗教的反应与接受程度有所不同，所以从基督教交流史的观点眺望亚洲，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各地方的多样性和特色。东洋文库自设立之初就收藏了丰富的基督教珍本，品质与数量都是日本国内数一数二。这些丰富多彩的作品由各语言编纂而成，让我们可以从中追寻东西方文化通过基督宗教交流的进程。
Ⅰ 大航海时代前的传教——蒙古帝国连系的贸易之路
在大航海时代以前，基督宗教是如何在亚洲传播开来的呢？
于巴勒斯坦地区兴起的基督教，可以说是在转瞬间就广布到周边地域。公元五世纪，基督教在中亚的阿富汗和土库曼等地已拥有教区，并由此地利用丝绸之路等商队行经的道路往更东边扩散。当时在罗马帝国被视作异端的聂斯托留教派（景教）也传播至中国的唐朝，唐朝因此建设了好几个教堂（大秦寺），但这个教派的身影随着十世纪唐朝的灭亡而消失。
13世纪，蒙古的成吉思汗建立了由游牧民族统一的帝国，后继者们进一步拓展领土，西至东欧、东至中国。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连系东西方世界的贸易之路得以活跃，促进了各种学术、文化与技术的交流。南意大利出生的方济各会修士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来到了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国，开启了天主教首次在中国的正式传教。
《中国图说》
阿塔那修斯·基歇尔，1667，阿姆斯特丹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作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是德国出身的耶稣会修士，也是欧洲研究中国的第一人。他本人无法如愿前往中国，于是他在罗马学习中文，并撰写了介绍中国地图和风俗的《中国图说》。此书页介绍了在明末（17世纪）于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人们曾认为唐末的石碑已经消失，所以在17世纪出土后，石碑立即被介绍至欧洲，成为当时的重大新闻。
《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著，1485，安特卫普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公元13世纪是在蒙古帝国统治下，东西方交通路线臻于完备的年代，此时一位著名的人物经由陆路抵达中国，他就是马可·波罗。根据《东方见闻录》的记载，他前往中国的契机，是为了建立蒙古皇帝忽必烈和罗马教皇的联系，其任务是护送基督教传教士至忽必烈身边。同行的修士因为旅途艰辛选择在途中返回，但马可等人似乎成功地将教皇的亲笔信和神圣的礼物送到忽必烈手中。
Ⅱ 大航海时代——发现、征服、传教
1517年，德国的神职人员马丁·路德强烈抨击了罗马天主教会，这成为了欧洲进入宗教改革时代的契机，并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在这个时期，天主教会内部开始推动改革以消除之前的腐败，同时也开始到世界各地传教，以对抗新教运动的扩大。此时，站在海外宣教前线的团体之一便是“耶稣会”。
在宗教改革前不久，15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以葡萄牙、西班牙为首，各国纷纷开拓了新航路，迎来了以海外航行为手段，图谋进军海外的“大航海时代”。宗教改革以后，基督宗教的传教活动与欧洲各国在世界的扩张与贸易密切相关，两者同步展开。
《圣依纳爵·罗耀拉传》
丹尼洛·巴托利，1650，罗马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作者是活跃于17世纪的耶稣会历史学家，他在罗马撰写了耶稣会相关成员的传记，以及按活动地区汇总的耶稣会历史等作品。本书是关于耶稣会创始人之一，首任总会长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的传记。扉页插图寓意着耶稣会向全世界宣教，四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四大洲（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他们仰望着天上的罗耀拉所散发出的光芒。
《葡萄牙的亚洲》
法里亚·德·索萨，1666－1675，里斯本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本书是葡萄牙知名历史学家兼诗人法里亚·德·索萨（Manuel Faria e Sousa，1590－1649）的著作，详述了葡萄牙人在亚洲各地的发展状况。此书详细描绘了接受葡萄牙人出入后繁荣起来的亚洲各贸易城市，例如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的麻六甲、中国的澳门等，书中到处都穿插着这些城市的地图。地图上也标示了商馆和教堂的位置，暗示了葡萄牙在亚洲的扩张，是通过商业活动和基督宗教传教的双管齐下。
Ⅲ “东亚的宗徒”沙勿略开启日本传教
获得罗马教廷和葡萄牙王室支持的圣方济·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在1549年8月登陆鹿儿岛。在随后大约二年的时间里，他在九州各地与山口地区活动，奠定了日本天主教会的基础。
紧随沙勿略之后，另一位在日本传教中取得成就的是远东观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他从1579年开始，三年间巡视了西日本各地，考虑到日本习俗、政治和社会情况，制定了“适应型”布道方针，并指导下面的传教士实践。
此外，范礼安也致力于神职人员的培训，他在各地设立讲座（初等教育机构）和学院（高等教育机构）。1582年，被派遣至罗马的天正遣欧使节（注1）将活版印刷机带回日本后，促使日本制作出各式各样的书籍，像是在今天以“吉利支丹版”（注2）出名的《基督教教义》（1592）和《圣事提要》（1605）等等。
《沙勿略的一生》
奥拉齐奥·托尔塞利诺，1600，瓦拉多利德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本书是圣方济·沙勿略的传记。沙勿略于1549年抵达日本，其后约二年期间，他积极地与西日本各地的知名大名会面，说服他们信教，收获大批信徒。为了将影响扩大到日本全境，他认为必须先在中国传教，毕竟中国对日本文化影响很深，所以他返回果阿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却因病未能如愿，1552年他在澳门附近的上川岛结束了46岁的一生。
《基督教教义》
重要文化财，1592，天草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这是1549年沙勿略来到日本后，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所出版的刊物。它将基督教教义分为12个项目，并用罗马字拼音的日文进行说明。天正遣欧使节回国时（1590），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将古腾堡活字印刷机带回到了九州。因为这台机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印刷的书籍被称为“吉利支丹版”，这本书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受到严厉的打压，“吉利支丹版”在全世界仅存30种左右。
《圣事提要》
路易斯·塞尔凯拉编，1605（庆长十年），长崎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在天主教传统中，一直都有被称为“圣事”的七个仪式（如洗礼和结婚），这是教会为了将神的恩典赐予人类而设立的。这本手册便是关于圣事的，为日本主教塞尔凯拉编纂，并在长崎由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带回来的印刷机印刷，它不但是“吉利支丹版”之一，更是日本印刷史上第一本双色印刷的书籍，同时还是最古老的“西洋五线谱”，收录19首葛利果圣歌。
《基督教在日本的胜利》
金尼阁，1623，慕尼黑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来自法兰德斯的耶稣会修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撰写了这部以日本殉教史为主题的作品。本书以拉丁文写成，并收录了大量对“吉利支丹”拷问和处刑的铜版画，因此而出名。画中呈现出1614年11月在岛原半岛口之津发生的镇压情景，火枪兵、长枪兵和弓兵包围一群信徒。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殉教中，有一些信徒是朝鲜人，他们在丰臣政权入侵朝鲜后被俘虏，并在日本受洗。
Ⅳ 迈入禁教·锁国的日本
丰臣秀吉最初允许耶稣会活动，比如同意他们在大阪城下町设立教堂。然而1587年7月，在平定九州后，他突然宣布了“伴天连追放令”，公开表示基督宗教是“邪教”。此时耶稣会虽还没被全面驱逐，但被迫停止显眼的活动。到了1596年，随着取缔行动的增强，传教士和信徒纷纷被逮捕。1597年2月，在长崎的西坂有26名传教士和信徒被处以十字架极刑。
德川家康起初也默许传教士停留以促进海外贸易，但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关上了对天主教敞开着的大门。1614年1月，幕府颁布了全国禁教令，同年11月将传教士驱逐至澳门和马尼拉。从欧洲各语言的印刷刊物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后来传教士和信徒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悲惨结局。
《日本殉教精华》
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卡迪姆，1650，里斯本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岛原天草之乱（注3）的隔年，1639年，德川幕府决定禁止葡萄牙船只入港，但澳门的葡萄牙人希望恢复长崎贸易，于是在1640年派遣代表使节前往长崎。然而在严格的“锁国”政策下，他们的请求未能实现，4名葡萄牙使节和57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随行人员被斩首，这幅画即是描绘“澳门使节处刑事件”的铜版画。
Ⅴ 扩展至东亚世界的新传教前线
自1580年代开始，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其中一位重要推手是耶稣会士马泰奥·里奇（利玛窦）。利玛窦与官员和学者建立了深厚友谊，也致力于和他们一起公开发表汉文著作和翻译作品。此外，利玛窦还推动了符合当地儒教传统的适应型传教法，但这种妥协的态度却引发了耶稣会内外的“礼仪之争”。
随着明朝在1644年灭亡，清朝接替统治，在这个朝代更迭前后的时期，传教士们在引进西洋历法、制作天文仪器和地图、铸造大炮等多个领域活跃，并担任政府要职。同样也是这个时期，传教士们积极地开拓传教地点，让东南亚成为新的传教前线。通过东洋文库典藏的珍贵文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耶稣会在东南亚的传教历史，还可以看到传教士在各地观察到的自然景观、城市，以及他们学到的地理、宗教和语言等知识。
《中国新地图志》
出自《新地图志》vol.11，卫匡国，1655，阿姆斯特丹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编者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是意大利出生的耶稣会修士，在明末清初的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同时他也发表了关于中国的许多著作。本书为中国地图的汇编，扉页的装饰图案则蕴含着多重意义，太阳的光芒像是耶稣会的纹章样式，一个代表天主教会的拟人化女性，拿起镜子反射太阳光，并照亮了天使手持的火炬，最后火炬照亮了画面下方的亚洲地图。天使们似乎在计划向亚洲传教。
Ⅵ 传教时代再临日本
幕末时期，教堂的设立仅限于外人居留地内，于是教堂便设立在横滨和长崎。1865年3月17日，一位到访长崎大浦天主堂的隐匿基督徒，向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珀蒂让（1829－1884）表明了自己的信仰，这一刻被称为“信徒发现”。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663年在路易14世的特许下成立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海外传教活动，他们宣教范围广大，从印度洋横跨至东南亚，甚至远至东亚。
进入明治时代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引领着日本各地的传教活动，但明治初期并未解除对基督教徒的禁令，所以隐匿基督徒中也有信徒在监狱遭受迫害甚至殉教。1873年，受到西方各国批评的明治政府，撤销了对基督宗教的禁令布告。从此以后，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基督宗教的信仰得到了默许。
《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地图志》
阿德里安·罗内，1890，里耳出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作者阿德里安·罗内（1853－1927）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建筑师，他留下了许多与传教会宣教历史有关的著作，包括《巴黎外方传教会全史》。这本地图是关于19世纪末，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的亚洲各地代牧区（宗座代理区），详细介绍了每个地区的布教历史，地图上标示了教堂、神学院等地点，还记录了各地信仰社群的规模。
注释：
注1 也称“天正遣欧少年使节”，为1582年（天正十年）由几名九州地区天主教大名派遣，以四名少年为中心的遣欧使团，其发想来自范礼安，为首个代表日本访欧的使团。
注2 “吉利支丹”词源来自葡萄牙语“cristão”，又名“隐匿的基督徒”，指日本战国时代至江户初期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受禁教政策迫害的教徒。
注3 又称岛原教案、岛原天草一揆，是江户初期发生的日本史上规模最大的人民起义与天主教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