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今读》叩问和猜想“古人心思”
从《史记今读》叩问和猜想“古人心思”
《史记今读》是一部叩问和猜想“古人心思”的著作，是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话的著作，是探寻司马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司马迁何以成为司马迁的著作。因此，《史记今读》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司马迁的别传，司马迁的心灵史和成长史。
读经典著作，无论中外，都各有各的读法。经典的伟大也在于无论哪种读法，都会让你焕然一新，眼界大开，世界也重新为你敞开。那种心里的欣欣然怎样形容都不过分。读书人的幸福在那一刻霞光万丈。
2024年8月，黄德海出版了一部“非典型人物志”《史记今读》。这是一部叩问和猜想“古人心思”的著作，是和“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话的著作，是探寻司马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司马迁何以成为司马迁的著作。因此，《史记今读》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司马迁的别传，司马迁的心灵史和成长史。
司马迁的伟大，有诸多论述，但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的话最有代表性：“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这个评价，特别酷似歌德对莎士比亚的崇敬。他在《歌德谈话录》中说过，一个剧作家一年之中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能超过一部，否则就会被它的光芒灼伤。歌德是何等人物，但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是永难企及的作家。在郑樵看来，司马迁就酷似歌德眼里的莎士比亚；也像纳博科夫评价列夫·托尔斯泰，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的阳光，耀眼明亮。托尔斯泰的出现不仅仅是窗外的阳光，更是那在黑夜中绽放光芒的星星，引领着全人类寻求真理。
如果沿着这条赞美的思路，面对司马迁估计黄德海的作为不会太大——还能说出什么呢。于是黄德海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这条路径的本质超越了赞美，他将自己的赞美和崇敬隐含于他的叩问和猜想中。我们只要看看他使用的关键词，“黄德海的心思”便会一览无余：“司马氏的世系起点”“史的职守与变迁”“司马迁的家世”“司马迁的成长”“司马迁的仕与师”“司马迁的友与忧”“司马迁的职与志”等等。这些关键词表达的是对司马迁出身、成长、交友、师承、志向等人生的外部环境和内宇宙生成的关注和探寻的真挚愿望。在我们看来，司马迁取得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可谈论和关注的太多，比如对叙事文学范型的建立，史传传统的确立，对历史讲述方式的实践、对人物评价的尺度、对情义的推崇等，即便是《报任安书》中表露的与个人有关的信息，也足以站在当代的视角做一大篇文章。而黄德海选择的恰恰是另外一些内容。
书的开篇是《绝地天通到时序天地——巫，或司马迁的世系起点》。这是对司马迁世系的考据，是一篇非常专业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太史公自序》的开头，由此确立了司马迁家族世系的起点。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黄德海的结论是，把颛顼列为开端，“这个选择并非由于血缘，而是处于文化决断，从一个具体的事开始，就此把家族的传承表示出来，以此作为自己骄傲和发愤的起点。”这个说法，特别酷似屈原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世系的显赫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等级也意味着权力关系。世系意味着权力也就和巫建立了关系。巫是一种绝对的力量，它最终也体现在巫身上。如果用弗雷泽《金枝》的话说，“在早期社会，国王通常既是祭司又是巫师。确实，他经常被人们想象为精通某种技法，并以此获得权力。”而国王身上的神性并非是一种修辞，而是一种坚定的信仰。黄德海用佛雷泽的理论进一步阐发巫和权力的关系，就是古今对话的典型方式。李泽厚在一次演讲中说：为什么说巫本是占据大传统的核心地位呢？从甲骨文可见，巫与帝常常联系在一起，帝巫。巫在当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巫婆，当时最有权势的人才是巫。考古学家，从陈梦家到不久前去世的张光直教授，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王是首巫，最重要的巫，最大的巫。这一点黄德海和李泽厚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讲述司马迁个人性格形成的过程中，黄德海发现了几个关键词：这就是壮游，师友和发愤。所谓壮游，就是行万里路，游历名山大川，遍访天下名士。司马迁壮游的经历，历来称颂不绝，德海在苏辙的《上韩太尉书》中看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壮游改变了司马迁，不止是行文修辞，更重要的是其气象和格局；司马迁的个人交往史大多为世家，就是那些旧时门第高贵，并且能够世代相传的人家；其次，《史记》中的世家部分，专门记载了诸侯的事迹，后来这种体例也被其他史书采用。此外，世家还可以指代那些世代贵显的家族或大家。在某些情况下，世家也可能特指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因此，司马迁的交往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朋”。这个“朋”不是来和喝酒，不是来闲聊的，他是来讨论礼、乐、诗、书学问，讨论问题的。因此这一段落将其命名为“学而篇”。司马迁交往过的杰出的师辈，有唐都、孔安国和董仲舒。“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的天官之学是司马家的世守；孔安国是孔子的十一代孙，经学家；董仲舒是汉代大儒，《公羊学》的顶流。与这等至圣先师学习，其眼界视野、学识见识以及形成的胸怀抱负等是可以想象的。司马迁与同辈的交往还有诸多时贤，他们多为世家出身或有功名建树。和这些人的交往，对司马迁性格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有的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比如李广之孙李陵，投降匈奴，引发汉武帝震怒，“群臣皆罪陵”时，司马迁却敢于肯定李陵的为人，并为之陈情。但盛怒之下的汉武帝还是残忍地“下迁腐刑”。这既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同时也极大地、不可遏制地激起了他的发愤之心。这个发愤之心最后集成为“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人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
《史记今读》凡十一篇，后有“再写一遍”的“附录”三篇。总体看来，黄德海要探寻的司马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他的叩问、解读和猜想，他创作了一部“司马迁别传”，重新构建了一个司马迁，也可以说他重新创造了一个司马迁。于是，他也就成了《史记》的“心知其意”的卓越读者。
读过《史记今读》，因无力评价著作本身，我更多联想到的是和当代文学有关的问题。一是在当下的学科建制中，有一个“鄙视链”，或者说，在文学领域内，当代文学的上游学科，普遍认为当代文学和其他文学专业比较起来，是一门没有学问的学科。这个看法顽固而持久。这当然是对当代文学学科的缺乏理解。可以说，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对所有的上游学科，未必是专家，但必须有所了解。比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甚至语言学，都要有所涉猎。否者，当代文学是难以做好研究和教学的。而有的学科，可能完全不必了解当代文学就可以做得很好。另一方面，当我们应该承认，当代文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学科本身的问题。比如当代文学一直在发展过程中，它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有些问题在“当下”是没有办法处理的。甚至“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是否具有“合法性”都一直存有争议；另一方面，是当代文学学科存在的问题。比如，当代文学和传统有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和古代文学传统、现代文学传统关系的关系？我们经常谈到传统。但落到实处谁也说不清楚传统是什么。我记得当年王富仁先生讲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由中国的古代文化、现代文化以及欧美传来的优秀文化合流形成的文化。这个说法大体不谬。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现代以降的文化，是更接近古代文化还是更接近西方文化？对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而言，显然更接近西方文化。看看我们讨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以及话语系统就一目了然。但是，我们需要回头看一看的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话语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还有多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完全背离了文化传统中的“现代部分”。就这一点来说，不要说和五四那一代比较，就是和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较，我们也自愧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