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1年：围绕上海租界出路的争议
1927-1931年：围绕上海租界出路的争议
1927-1931年间，围绕上海租界的未来地位和管理权归属，外侨、中国人和国际人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关乎上海租界的命运，更折射出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近代中国，外侨（外国侨民）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职业身份多样，包括商人、银行家、工程师、律师、医生等。这些外侨长期在中国生活，积极参与通商口岸的地方事务，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问题”争论的由来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后文简称“上海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诸如上海租界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交还中国等。这一问题的出现与1926年底英国政府发表对华备忘录（即十二月备忘录）有关，该备忘录表示准备放弃在华特权。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初强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也取得了胜利，矛头似乎直指上海租界。
上海的发展是谁的贡献？
外侨认为上海的繁荣主要是外国人的贡献，或者说是上海外侨的贡献。一位署名吉尔伯特的外侨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上海是纯粹的外国人的创造，“在1861年前，这块由中国人的‘上海城’（按，指上海县城）管理之下的地方只有一些破烂的茅草房”，上海的中心区域外滩“原是废弃的不能种植庄稼的土地”。但是这里在几十年间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原因是“外国人投入的精力、勇气、信念和希望把这里变成了10层的高楼，这里的地价是上海城的100倍。”
谁主谁客？
所谓谁主谁客，是指谁是上海的主人谁是上海的客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谁是上海租界的主人谁是上海租界的客人。外侨认为，华人原本没有权利居住在租界，为逃避中国的战乱、饥荒以及中国政府的横征暴敛，或者说是出于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考虑，才逃到租界避难，“出于逃避他们自己的官员的镇压，或者是因国内的动荡，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缺少安全，或者是与他们来自的地方的混乱相比，他们更喜欢这里的秩序、整洁和安全，中国人来租界居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绝不是受邀来这里的。”“华人在租界的地位如同宾馆里的客人”。
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
外侨最希望看到的是租界在交还中国之后，上海仍然实行现有的制度，即自治与法治，而且仍然是开放的上海，外侨仍然可以像以往一样在此经商、居住。也就是说， 外侨期待的是租界交还中国之后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更应该是开放的上海，或者说是世界的上海。但是上海能否顺着这个方向发展呢？外侨认为这取决于中国的发展状况。就现状而言，如果像中国人要求的那样，立即将租界交还中国，由中国人控制，上海将无法维持其开放的大都市地位，因为一旦立即将租界交还中国政府或者是交给华人管理，就会在上海实行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制度，这会给外侨商业活动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和不便。
结语
外侨自认为是近代上海城市的创造者，正是几代外侨的奋斗才把上海从一个普通的中国县城变成了世界著名的大港、繁荣的现代都市，但是令外侨感到委屈的是，他们的贡献不但不被认可，反而被中国人称为掠夺者、侵略者，被国际舆论当成是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的维护者。
外侨自然可以起而相争，但是这场争论的态势却似乎是势比人强。此处所谓的“势”，就是其时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或者说是政治形势：其一是指世界大势，即“一战”后以英国为霸主的殖民主义体系渐趋瓦解，在这种国际格局之下，与殖民主义相伴生的对殖民地人民的种族歧视极易激起美国人为首的一些国际人士的恶感。美国在“一战”后迅速崛起，有取代英国成为新霸主之势，而且美国没有殖民的不光彩记录，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各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美国人的批评与时代非常合拍，似乎显得格外理直气壮。以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眼光观察上海问题，上海外侨就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其二是指中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即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国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与此前的民族主义相比有一个变化，即清末以来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内省式的，这种内省式的民族主义认为中国的贫穷、落后问题出在中国自身，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反帝式的或者说排外式的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或者说成为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以此为推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是其时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国家主权似乎成了所向披靡的利器，举凡治外法权、租界等等问题，均在国家主权的强势话语面前失去正当性和合法性而纷纷败退。因此，在“上海问题”上，中国方面运用得最为顺手的，或者说最为万能的武器便是国家主权。由此角度观察这场争论，可以发现中国和国际舆论一方主要借助了这个大势。
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外侨奋力相争，无论是外侨对近代上海发展的贡献，还是上海以何种方式交还中国，其基本出发点是对上海租界自身的独特性和商业利益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其主张虽有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一面，且难以掩饰其优越感，但也反映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革命史叙事模式所未能涵盖的一些面相：上海租界的独特性自有其现实依据，商业利益的正当性则出自于西方近代的自由贸易理念，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紧密相关。以今天的视角观之，似与当今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有一定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