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价值：历史、艺术与科学的多重维度
文物的价值：历史、艺术与科学的多重维度
文物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记忆，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以其独特的价值，不仅记录了过去，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本文将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三个方面，深入探讨文物的价值内涵。
“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之所以保护文物，是因为文物具有价值。文物可以为社会提供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资料，为大众提供审美愉悦和文化消费。文物以其形象生动的直观性和客观性，在宣传展示等方面有着历史文献等其他史料难以比拟的优势。从学术层面来说，文物自身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
历史价值
文物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人类创造或人类活动的产物，因而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类别的文物，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生活状况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乃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文物是后人认识和复原历史的最客观、最真实的依据，特别是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远古历史的认识和研究，一切结论的核心依据都来自出土文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文物都具有历史价值。文物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为证史和补史。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文物的历史价值尤显突出。
唐兀公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濮阳县柳屯镇杨什八郎村南杨氏祖茔内，全名《大元增敦武校卫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碑立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记载了唐兀氏家族为西夏人，始祖唐兀台世居宁夏贺兰山，后随蒙古皇嗣昆仲南征，收金破宋，为元朝建立军功的史实。元立后，不愿为官，到开州开荒垦田，自三世与汉人通婚、五世以后汉化姓杨。唐兀公碑青石制成，盝顶式碑首，近正方形立柱碑身，覆莲式底座。全碑雕刻精美，造型雅致，是研究元代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实物见证。
回銮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称契丹出境碑，位于濮阳县御井街路西。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初冬，契丹率领辽军南犯宋朝，兵临澶州城下。宋真宗赵恒在寇准等人的苦谏下，御驾亲征，北进至澶州，登上北城门楼督战。宋军士气大振，辽军大败。经谈判，双方订立“澶渊之盟”。宋真宗班师回汴京（今开封）前赋诗一首，并在澶州城内立碑，以志其亲征胜辽、订立盟约之事。回銮碑是历史上宋辽“澶渊之盟”的实物见证，碑文记载来宋辽澶州之战与“澶渊之盟”订立经过，相传为寇准所写，字体苍劲秀丽，潇洒流畅。
艺术价值
古代艺术品基本上都是文物，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雕塑，以及其他各种非实用性的艺术作品，把古人的艺术思想、审美观念以物化的形式固定并保存了下来，是后人认识和了解古代文化艺术历史和传统的最重要的资料。此外，在有关古人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也蕴含着不同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思想，如衣冠服饰的搭配、饮食起居用具的装饰、住宅园林的营造、车马仪仗的造型等等，为人们提供了艺术鉴赏、美学研究和感官审美愉悦的享受。
濮阳市博物馆藏元白地黑花罐
元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宋、金、西夏三方对峙的分裂局面，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所发展，统治者对陶瓷业比较重视。元代瓷器造型上总的风格是形大、胎厚、体重，装饰特点是层次多、花面满，繁而不乱。此件白地黑花罐高22.1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10.5厘米。黄白胎，坚硬致密，轮制成型。直口，短直颈，溜肩，鼓腹，平底。内外施白釉，器表以黑彩绘图案。肩部绘两组弦纹，中间连点一周；近底处三周弦纹；腹部对称绘开光菊花纹，相间绘上下相对的花叶纹。
濮阳市博物馆藏清“大清乾隆年制”款
青花缠枝莲铺首衔环瓷瓶
中国的陶瓷手工业，发展到清代进入了黄金时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臻于鼎盛，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在造型、釉彩、花绘等方面，都获得新的成就。这件“大清乾隆年制”款青花缠枝莲铺首衔环瓷瓶，高51.7厘米，口径23.5厘米，腹径 39.5 厘米，足径21.7厘米。瓷胎洁白精润，釉质光洁莹润，淡雅秀丽，呈色稳定，线条清晰。敞口，束颈较粗，鼓腹，圈足。瓶肩部塑有对称的兽耳衔环；瓶口至足跟依次为一层青花波浪带状纹、缠枝西番莲纹、三层波浪纹、缠枝西番莲纹、仰莲瓣纹和两层波浪纹，腹部缠枝莲心为寿字纹。足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整体器形较大，端庄敦厚，绘画精细，色彩明艳，为乾隆时期青花瓷的上乘之作。
科学价值
某些文物反映了它本身产生或形成年代的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从而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如原材料的发现和利用、制造工艺水平等。中国历代产生过学多天文、地理、冶金、农业、医学、纺织等方面的文物，它们蕴含的信息在现代科学研究和应用等方面具有可利用的参考价值。还有一些文物也能反映当时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或生态环境的关系，由此衍伸出的环境考古、农业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新的分支学科不仅拓宽了文物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对于现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有助益。
濮阳市博物馆馆藏王莽新朝“大泉五十”铜钱范
从秦朝的半两钱，到宋代的交子，再到现在人们使用的人民币，其铸造、印刷技术都极其讲究，但很少有人知道古代钱币是怎样铸造出来的。濮阳博物馆珍藏的王莽新朝时期的铸币模具——“大泉五十”铜钱范面范，恰为此提供了较好的实物见证。该范系青铜锻造，整体呈铲形。通长40.5厘米，宽17.3厘米。范体上部有一浇铸口，范面居中有一浇铸槽，槽两侧各有九个支槽，每一支槽上有两枚钱范，共三十六枚，大小形制相同。钱范为圆形方孔，钱文为阴刻篆书“大泉五十”四字。钱范下端中部有一海棠花形豁口，背面正中有两个桥形把手。这件钱范实物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新莽钱币的版式、鉴别“大泉五十”的真伪，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样模，也是研究新莽钱币铸造工艺的重要资料。
除了以上三大价值之外，社会还赋予了文物经济价值和文化象征意义价值。尽管文物是否具有经济价值仍有很多争议，但承认文物具有经济价值绝不等于认同甚至纵容国有文物进入流通市场，否认文物具有经济价值也无法根绝文物的非法交易。文物经济价值的高低受其自身材质、年代、工艺或艺术水平、存世量等多种因素影响，而非一成不变。而文物的文化象征意义价值是指，某些特色鲜明的文物在制造或形成过程中融入了其所属国家、民族或地域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意识形态、价值观、民风民俗等特质，因而体现了一定的文化特征，也可以由此产生并巩固国家、民族或地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正如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所指出的：“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财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资源，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筑中国梦磅礴力量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它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云气纹、鸟兽、辟邪和日月等汉式典型图案，以及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指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即“中国”所对应的“东方”天域；“中国”泛指当时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地区。“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当时的人们相信每当五星会聚，辉耀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