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苗裔的形象——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刘备
大汉苗裔的形象——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刘备
刘备，这位活跃于汉末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魏晋陈寿的《三国志》，到唐宋诗词的咏叹，再到明清小说戏曲的演绎，刘备的形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不断演变，承载着各个时代的文化、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念。对其进行深入探究，不仅能揭示刘备这一人物形象的丰富内涵，更能洞察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脉络与文化特质。
魏晋时期：史笔中的初绘
《三国志》：英雄底色的勾勒
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为我们呈现了刘备早年的独特经历。“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馀，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此段描述，虽带有几分神秘色彩，却也暗示了刘备出身平凡却暗藏不凡之兆。他年少时便胸怀大志，“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这般豪言，展现出其内心的远大抱负，即便身处微末，亦心怀凌云之志。
而刘备的性格特质，在陈寿笔下也颇为鲜明。“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可见其为人豪爽，喜好广泛，且具备沉稳内敛、礼贤下士的品质，故而能吸引众多豪杰归附。
曹操那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更是将刘备的英雄地位推向与自己等量齐观的高度。而刘备“失匕箸”的瞬间反应，既表现出他对曹操洞察其志的震惊，也体现出他善于隐藏内心情绪的特质。
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既有赞誉，也分析了其弱势。“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高度肯定了刘备的宽厚仁德与用人之道，认为其有高祖刘邦的风范。然而，“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又指出他在权谋策略上不及曹操，致使其成就的基业相对狭小。但即便如此，“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刘备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困境中坚守自我的品质，依然令人敬佩。
同时代其他材料：崛起之路的赞誉与争议
《华阳国志》中，对刘备在乱世中的崛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汉末大乱，雄桀并起。若董卓、吕布、二袁、韩、马、张杨、刘表之徒，兼州连郡，众逾万计，叱咤之间，皆自谓汉祖可踵，桓、文易迈。而魏武神武干略，戡屠荡尽。于时先主名微人鲜，而能龙兴凤举，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之地，克胤汉祚，而吴、魏与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在众多豪强并起的乱世，刘备出身低微却能脱颖而出，与吴、魏形成鼎足之势，其才能与气魄可见一斑。
当然也有站在敌国立场上的评论，晋代的傅玄在《鼓吹曲二十二首·其十·惟庸蜀》写道“惟庸蜀。僣号天一隅。刘备逆帝命。禅亮承其馀。拥众数十万。窥隙承我虚。”对刘备的说法就很不客气了，不但称刘备政权为“庸蜀”，还将刘备的称帝说是“僭号”和“逆命”，刘备的蜀汉政权的北伐，在他的口里是“窥隙”。简直就是对乱臣贼子的看法。
唐宋时期：诗词中的咏叹
唐代：英雄气概与历史兴衰的感慨
刘禹锡在《蜀先主庙》中以“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开篇，瞬间将刘备的英雄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便历经千秋万代，其英雄之气依旧扑面而来，令人心生敬畏。“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高度概括了刘备在三国鼎立局势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复兴汉室的志向。然而，“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又不禁为刘备后继无人而发出惋惜之叹。“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以蜀汉灭亡后的凄凉景象，进一步烘托出历史兴衰的无常。
李商隐在《井络》中“堪叹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龙”一句，以巧妙的典故与比喻，将刘备比作真龙，对其地位和才能给予了肯定。虽未直接描述刘备的生平事迹，但通过对历史地理与人物命运的关联，引发读者对刘备及蜀汉政权的深思。
杜甫的《谒先主庙》则更深入地描绘了刘备的一生。“惨淡风云会，乘时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经纶。”描绘了刘备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凭借自身能力与时机，成就一番霸业，却最终壮志未酬。“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呕血事酸辛。”体现了刘备复兴汉室的长远策略以及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艰辛努力。“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锦江元过楚，剑阁复通秦。”形象地描绘出蜀汉政权的兴衰，以及刘备的雄图霸业在历史长河中的起伏。
岑参的《先主武侯庙》“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着重强调了刘备与诸葛亮之间如鱼水般的君臣情谊，这种君臣际会，不仅成就了蜀汉的一时辉煌，其英灵更是千年传颂，成为后世君臣关系的楷模。
宋代：才能与局限的多元审视
苏辙在《三国论》中评价刘备“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既肯定了刘备在困境中百折不挠，有高祖之风，又认为他终究未能找到充分发挥自身才能的方法，与汉高祖刘邦相比，仍有差距。
陈普在《咏史下·蜀先主》中“西行不与本心符，西负刘璋东负吴。汉业此时如累卵，天公先与杀周瑜。”暗讽刘备西取四川，是辜负刘璋和东吴的行为，但即便如此，上天似乎在帮助危如累卵的汉室，让刘备最大的劲敌之一周瑜死去了。
而王十朋在《蜀先主》中“曹公奸黠世无双，玄德雄才肯见容。谁把荆州资霸业，一朝云雨起蛟龙。”则更侧重于赞赏刘备的雄才大略，认为他在曹操的强大压力下，依然能够凭借自身才能崛起，荆州之地更是成为其成就霸业的重要基石。
元明清时期：文学演绎中的形象塑造
元代：英雄末路的感慨
如元明善在《谒先主庙二首其二》中“一军南北几扶伤，长坂安行气已王。豪杰尽思为汉用，江山初不假吴强。两朝元老心虽壮，再世中兴事可常。寂寞永安宫畔土，争教安乐似山阳。”描绘了刘备一生征战，在长坂坡之战后气势渐盛，众多豪杰愿意为其效力，蜀汉江山起初并非依赖东吴。然而，即便有两朝元老的忠心辅佐，再世中兴的大业却难以实现，最终在永安宫抱憾离世，表达了对刘备英雄末路的感慨。
明代：民间形象与文化内涵的丰富
- 话本小说中形象的变化
《三国志平话》理想形象的初现：在《三国志平话》中，刘备形象呈现出平民化的特点。其出身表述更为草根，刘、关、张桃园结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草根出身。如刘备对关羽降曹不满，体现出底层平民对非血缘关系“义”的不信任，使刘备形象更贴近普通民众的情感。同时，他又被塑造成仁德之君，鞭打督邮者变为张飞，弱化了刘备凶残强势的因子。赵云救阿斗后他掷子于地，以及诸多人物对其“仁德”的评价，都使他更得民心。此外，刘备在面对利益时也展现出权衡的一面，徐庶辞行时他“不喜”，获徐庶推荐诸葛亮后“大喜”，携民渡江时面对诸葛亮询问“不语”后选择正南而行，这些情节都体现了他在利益面前的思考与抉择。
《三国演义》中的理想化塑造：《三国演义》将刘备的形象进一步升华。在“携民渡江”情节中，刘备从《三国志平话》中的“不语”变为毫不犹豫，行动从被动变为主动，极大地强化了其爱民的纯粹性，成为宽厚爱民、以义行事的仁君典范。“哭徐庶”情节的渲染，提升了刘备惜才的程度，减弱了求贤的功利性；“髀肉复生”之叹，生动地体现出他为事业呕心沥血的精神，使其成为殚精竭虑、礼贤下士的贤君。同时，刘备在书中哭的次数增多，淡化了枭雄色彩，对关羽降曹未过多怀疑谴责，成为重情重义的“义兄”，其“义”的形象比《三国志平话》中更为立体。
- 诗词文章中的多元形象
汪遵的《咏南阳》“陆困泥蟠未适从，岂妨耕稼隐高踪。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通过对刘备三顾茅庐的描述，强调了刘备识人之明与求贤若渴的品质，从侧面烘托出他成就霸业的重要因素。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刘备的行为也有独特的思考，“相传曹公以酒后畏雷，闲时灌圃轻先主，卒免于难。然则先主好结牦，焉知非灌圃故智？”对刘备在曹操面前的表现提出了别样的见解，认为其行为或许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智慧。
冯梦龙在《智囊》中记载的“蜀先主时，天旱禁酒，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酿酒之具，论者欲置之法。雍与先主游，见男女各行道上，雍谓先主曰：‘彼欲行淫，请缚之。’先主曰：‘何以知其行淫？’雍曰：‘各有其具，与欲酿未酿者同，是以知之。’先主大笑，而释蓄酿具者。”这一故事则展现了刘备的豁达与明智，在处理政务时能够听取合理建议，避免过度严苛。
清代：用人之道的剖析
清代诗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三国君主的用人之道进行了分析，“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一起事即为人心所向。观其三顾诸葛，咨以大计，独有傅岩爰立之风。”深刻指出刘备用人以性情相契，其真诚待人的方式使他深得人心，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更是成为礼贤下士的千古佳话。
刘备托孤背后的历史深意
要理解刘备、评价刘备，刘备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的遗嘱是绕不开的话题。刘备在猇亭战败后九个多月，病危于永安，将后事托孤给诸葛亮和李严。他不仅有对诸葛亮的嘱托，还有敕后主遗诏等交代。核心在于希望诸葛亮能辅佐刘禅，延续蜀汉政权。陈寿对其托孤行为评价极高，认为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然而，围绕“托孤语”是否真实表达了刘备的内心想法以及“君可自取”的含义，后世产生了诸多不同观点。
而理解“托孤语”需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刘备个人禀赋及经历。三国时代虽距秦已四百多年，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仍有一定影响。刘备本身具有“弘雅有信”“有雄略”等禀赋，他亲身见证过袁绍、刘表因择嗣不当导致的严重后果，深知继承人选择对于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同时，刘备以信义著称，律己甚严，从其过往经历来看，没有必要采用谲诈之术逼迫诸葛亮。若使用谲诈手段，不仅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起诸葛亮的反感，对蜀汉政权产生反作用。
刘备托孤时，更多考虑的是西蜀政治集团的存续。他将西蜀托付给诸葛亮，是出于真情实意，遗命赋予诸葛亮在非常情况下取而代之的权力，同时也殷切希望后主刘禅能成为合格的皇帝。在唐代之前，未见对刘备信任及“托孤语”真诚性的质疑。但宋代以后，出现了各种不同观点。如“抑制内讧说”中称李严有“异动之心”，恐怕并非刘备当时所想。而“猜忌说”将刘备视为小人，这种观点过于片面，不公允。不能仅仅因为乾隆的论述，就盲目认为其合理。孙策和刘备托孤语虽相似，但两人所处情境和所思所想未必完全相同。从多方面综合分析，刘备留下“君可自取”遗言，应该是“由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换言之就是给了诸葛亮绝对的控制权。这应是刘备内心真实想法的表述，既强化诸葛亮辅佐刘禅的坚定性，也为蜀汉政权在极端情况下预留了后路。
文中论述了历史上诸多名人与学者对刘备的评价。在笔者看来，从早期《三国志》记载直至近世，对刘备的评价大多较为正面，不像对曹操的评价那样存在反复。仁爱、义气是刘备最为重要的标签。尽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人们对他的能力大小及事业成败的看法有所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对他评价的整体基调。
实际上，仔细观察会发现，南宋之后，社会上掀起一股以蜀汉为正统，褒扬刘备、诸葛亮等蜀汉君臣的热潮。我们固然可以将其归因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但又怎能忽视刘备本人作为一代英雄，且是带有仁义标签的君主，自身所具备的魅力呢？演义小说与民间文学，有时会把一些建有丰功伟绩的人物刻画得卑鄙不堪，像潘仁美这类人物便是如此。然而，若我们真正翻阅史籍，便能识破这些民间误传。反过来说，如果包括史籍在内的各种资料以及民间文学都对一个人称赞有加，此时我们就该思考，或许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
当然，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受诸多因素影响。即便刘备为民众所需要，但历史自有其规律和逻辑。也就是说，刘备这样的君主虽受民众喜爱，然而以他为核心的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势力，未必是人民真正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