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生贵子，白衣出公卿。看西汉的布衣将相与军功贵族的直球对决
寒门生贵子，白衣出公卿。看西汉的布衣将相与军功贵族的直球对决
西汉时期，布衣将相与军功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汉代政治发展的重要篇章。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布衣出身的官员如何逐渐取代军功贵族掌握国家权力？本文将为您详细解析这一历史进程。
汉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起步阶段，整个社会在消解了秦末战争带来的创伤之后，逐渐开始制定了一套新的社会秩序，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固化。参与开国的军功贵族凭借着先天的优势掌握了国家权力并且实现了代际传递。而普通的布衣民众也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而跻身社会核心圈。从文景之治后，布衣出身的官员和传统军功贵族就出现了权力较量，两派势力直球对决，火花四射。而皇帝出色地运用权力的平衡杆，在两派势力之间相互调和，最终成功的塑造了西汉的盛世景象。其具体情况如何，且待笔者慢慢道来。
秦汉时期的政治秩序
西汉时期的权力秩序主要是以三公为首，诸卿和三辅长官居于第二阶层，而其他的二千石官员作为权力基石共同构建了西汉高级官吏集团。在汉高祖、惠帝、吕后时期，三公全部都是由军功贵族或皇族外戚出任。直到汉文帝时期，卫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醇谨无他。”后来在景帝时期，取代了军功贵族桃侯刘舍为丞相，成为了第一任平民出身的丞相，为寒门中人先下一城。卫绾出身低微，凭借弄车之技得到了皇帝的青睐，应当属于因缘际会。在他出任丞相时，他的副手御史大夫由同样是平民出身的直不疑担任，可以说在他们执政的这几年中是西汉民间力量登堂入室的起点。他们这对组合执政长达四年，一直到武帝继位后让位给了窦婴，田蚡和赵绾。
窦婴也有部分平民属性
在汉景帝晚期，第一代军功贵族基本已经凋零，第二代的崛起势头也随着周亚夫的下狱而被挫败。在吴楚七国之乱立下战功的其他政治人物开始走上前台，其中的代表就是窦婴。窦婴虽然有外戚的身份，可是他却和姑母窦太后的关系不好。据《汉书》记载：
“窦婴字王孙，孝文皇后从兄子也。父世观津人也。喜宾客。孝文时为吴相，病免。孝景即位，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窦太后爱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饮。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上从容曰：‘千秋万岁后传王。’太后欢。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此憎婴。婴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
之后吴楚之乱爆发，窦婴被任命为大将军领兵出征，立下赫赫战功之后被封为魏其侯。可以说窦婴的功名爵位是他通过战功一步一步积累的，外戚的身份并没有过多地帮助，因此他也具备部分平民跻身上层的特质。他在武帝继位后出任丞相，在任时期的太尉是武安侯田蚡，田蚡也是外戚出身，并无军功。武帝继位后他在王太后面前荐举魏其侯窦婴为相，而受到了窦婴的感激，被举为太尉。田蚡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出身较低，景帝时“为诸曹郎，未贵，往来侍酒婴所，跪起如子姓”。从根本上来说，田蚡也是平民出身的公卿。在当时民间的社会风向中，以儒生为代表的寒门集团正在跃跃欲试。而史书记载：“婴、蚡俱好儒术。”所以二人举荐了民间的大儒赵绾出任御史大夫，赵绾也是以儒生身份位居三公的第一人。此时的高层政治中已经不见了汉初军功受益集团及其后代的身影，可以说昭示着军功贵族走向没落的开始。
军功贵族之所以能够长期掌握国家话语权，主要就是因为权力的世袭和垄断。汉高祖分封列侯时，为了满足军功集团“日夜望咫尺之地”的期盼。汉高祖允许列侯子弟世袭爵位，代代相传，而且爵位等级不变。高祖十二年下诏：“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这样一来就将财政权和官吏任免权也全都交给列侯处理，在这一段时期内，列侯在侯国之中享有非常大的权力。这就造成了在汉武帝之前根本就没有普通民间集团有实力能够冲破列侯贵族的阻碍。依靠着经济上的供给和政治上的话语权，列侯及其子弟也享有了非常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教育。在这一时期，贵族几乎垄断了文化和知识的传播，能力远远高出普通平民。所以，国家选才任官也基本上先从贵族及其子弟中进行考量。因此，列侯的爵位就是将平民与贵族割裂开来的一道分界线。即使身居三公，没有爵位也一样是普通的庶民，并非贵族。再加上高祖誓言：“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所以，在正常状态下，普通人很难积攒到足够的功劳来逾越这条界线。
武帝元朔年间，汉武帝将寒门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提拔为丞相，还破例封他为列侯。这一举措则彻底打破了贵族与平民的分割线。《汉书》记载：
“元朔中，公孙弘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
自此之后，出任丞相者如无列侯爵位则会自动拔擢为列侯，成为可以世袭的贵族。如此一来，军功贵族集团凭借列侯爵位垄断丞相的优势彻底被打破，由平民一跃为公卿列侯的公孙弘等也被后世称为“白衣公卿”，是万千寒门学子奋发图强的榜样。与此同时，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民间的儒家思想取代了军功贵族一直秉持的黄老思想。平民集团与贵族集团的争斗以贵族集团的落败而告终。之后的卫青、田千秋、杨敞等人的发迹也充分证明在汉朝中期以后的政治格局内，平民占据了主流，虽然也有庄青翟等贵族之后短暂上位，但历史的发展趋势已经无法阻挡。汉初军功受益集团逐渐走向黯淡已成为事实，慢慢地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为何白衣公卿能够在汉朝成功上位？
第一，秉持儒家思想的白衣公卿尊崇君权，而军功贵族主张分权。在汉初，汉高祖和诸侯王之间缺乏严格的君臣关系，他们实际更类似于合伙人的合作伙伴关系。汉高祖登基为帝是因为“功最高，德最厚”，被诸侯拥戴为天子。君臣尊卑的等级观念体现得并不明显。而列侯在侯国内的权力几乎可以比照天子，犹如国中之国。吕后崩逝后，绛侯周勃、曲逆侯陈平剪除诸吕之后废黜少帝，拥立新君。其权势之大甚至已经超越了天子，绝非人臣之礼。所以，从客观的角度分析，汉初的军功贵族实际上是与天子共治天下。天子治理下辖的中央地区，诸侯王、列侯管理自己的封邑。本质上是一种分权的思想，还遗存着周代分封的核心理念。而儒家则将求“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君臣尊卑分明，犹如天地云泥之别，这条红线是任何人也无法逾越的。这种理论自然为逐渐强大起来的汉朝天子所青睐。正如同汉初高祖命令叔孙通按照儒家的要求制定礼仪，《汉书》记载：
“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
儒家尊崇君权的核心思想也是其延绵千年而不断的理论根基。君王为了得到真正的大权、实权，自然要重用白衣儒生、寒门贵子，用他们来取代军功贵族。再通过酎金失侯等一系列事件，从根本上削减贵族的势力，力求达到“朕即天下”的大国气象。
第二，白衣公卿有完整的思想基础和治国策略，而军功贵族则崇尚无为，缺乏完整的治国理论支持。相较于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儒家的治国理念更为具体，包括在社会上推进等级制和伦理观念，将经济发展和国家大政结合起来，厘清主次。从皇帝到百姓都有具体的工作去执行，这也非常能够调动百姓的积极性。而且，“寒门出贵子”的理想目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非常有吸引力，容易引起百姓的共鸣。而军功贵族本身容易形成阶级固化，分给普通民众的机会太少。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在国家发展的鼎盛时期很容易带来空洞的观感，也缺少严密的逻辑基础和强大的理论支持。儒家则以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负责理论构建。以公孙弘作为头面人物登堂入室，领袖群臣，两者并行不悖，井然有序。正如同史书记载：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
这就是儒家为社会勾画出的具体蓝图，以此来吸引民众的向往和君王的支持，自然事半功倍。而且，不破不立，大破大立。文景之治后，经济得到了发展繁荣，国家行政领域也应当有所作为。白衣公卿的上位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潮流，能够将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资源换成宣威朔漠、封狼居胥的恢弘战绩和西域诸国的臣服、丝绸之路的畅通。这对于百姓社会生活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自然会得到顺利地遵行。所以，白衣公卿的出现是在情理之中的。
汉代以平民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影响
汉代在武帝时期以白衣公卿所代表的平民政治取代了以往的贵族政治。这对于之后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几乎在每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都要经历以平民取代传统贵族的过程。唐代时期新兴的军事贵族和传统的世家大族盘根错节，力量稳固。太宗时期提拔平民出身的马周等人进入核心政治圈，逐渐瓦解这一力量集团。高宗时期，在天后武氏的主导之下，编订《姓氏录》，沉重的打击了传统的世家大族。世家大族也是在唐代时期彻底消亡殆尽，走入历史的尘埃。随着科举制的广泛开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况也逐渐增多。并能够推动中国文官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文官政治会自然而然地挤占了贵族的权力空间。贵族慢慢就变成了只享受国家待遇、养尊处优的闲散阶层，而不干涉国家的大政方针，退出了政治舞台。宋代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崛起，士大夫备享尊荣。普通的平民百姓真的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跻身上层，甚至出将入相，显赫一时。这也就逐步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之一，文官阶层的平民化成为普遍现象。
“寒门出贵子”激励了无数读书人
综上所述，汉朝初年为了奖励军功，册封了大量的军功列侯。他们凭借着自己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垄断了贵族阶级和国家最高官职——丞相。并且，其在侯国内拥有的权力几乎与天子相同。随着皇权的加深，皇帝为了独掌大权。开始任命以儒家学子为代表的白衣公卿进入政治核心，并且将列侯的爵位直接赐予丞相，打破了贵族的垄断。这样一来，“寒门生贵子，白衣出公卿”真正成为了现实，平民政治、文官政治成为了国家的主流。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极强的推进作用，对于后代的政治秩序架构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汉书》、《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