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丝路开通前的文明使者——欧亚草原游牧人群
考古发现：丝路开通前的文明使者——欧亚草原游牧人群
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谁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使者？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公元前1千纪，欧亚草原上的早期游牧人群以其独特的流动性，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不仅促进了物质文化的传播，还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度融合。
公元前1千纪，在欧亚大陆历史上也称早期铁器时代，正是张骞奉命凿空西域的前夕。青铜时代晚期欧亚草原地带农牧混合经济发展成熟，畜群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专业化游牧经济的产生。同时，驭马术的快速普及，使得这一时期草原人群移动性大幅增强，与周邻文化联系更加紧密。早期游牧人群与南部大河流域农耕文明社会保持着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又因其游牧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一直扮演着东西方文明世界沟通者的重要角色。
甘肃马家塬墓地出土虎纹金带饰
游牧文化的物质性
公元前1千纪，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放牧空间的扩大，部族间的草场资源争夺日益激烈，进而引发频繁的战争。这一时期的欧亚草原出现了多支以斯基泰三要素（武器工具、车马器、动物纹装饰）为核心特征的游牧部落。中国北方文化带也展现出了类似的特征，主要以短剑、马具和动物纹装饰为代表。
这种物质文化的一致性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草原部落的内部竞争促使游牧人群发展出更为高效的骑乘技术和生存策略，为进一步开展远距离贸易活动，以及与其他文明实体进行文化交流奠定了稳固基础。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既增强了游牧族群自我认同感，在物质文化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同时使他们不断融合周邻地区文明的物质与文化，成为东西方文明世界的沟通者和传播者，奠定了古代内陆丝绸之路沿线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经济的现实基础。
东西方早期的历史文献对游牧人群均有记载。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描述了斯基泰人“不筑城垣，不设壁垒……以马为骑，以弓箭为武器，不以农耕为业，而以畜牧为生，以战车为家”。据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些游牧人群“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尽为骑甲”。可见，公元前1千纪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群已经逐步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且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古代文明中心地区历史的发展进程。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考古证据
由于游牧人群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考古发掘资料就成为深入探究游牧文化的主要依据。通过几处重要的考古遗址，大体可以勾勒出早期游牧人群在与周邻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扮演着东西方世界互动的沟通者角色。
俄罗斯阿尔泰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山麓地带，该地区发现的巴泽雷克文化（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高等级贵族墓中，出土了众多具有东西方文化特色的遗物。这些遗物包括具有东方文化因素的楚式凤鸟纹鞍毯、山字纹铜镜、楚式的漆器残片以及四轮高架木车等；同时也有西方希腊、波斯文化因素的有翼格雷芬形象、带有野兽撕咬食草动物和狮子纹图案的地毯、带有斯芬克斯和生命树纹案的壁毯等，另还出土有箜篌（竖式）等西方乐器。
中国新疆哈密寒气沟墓地（公元前6世纪以后）出土了一件双羊纹铜牌饰，该类器物在内蒙古和冀北地区也有发现。阿拉沟墓地出土了一件中亚地区常见的青铜祭盘和凤鸟纹刺绣，以及与马王堆汉墓中比较相似的漆盘。这一时期，新疆地区俨然成为东西方世界重要的文化交流枢纽。
中国甘肃天水市的马家塬墓地（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出土了较多具有波斯文化特征的遗物，如大角羊、棕榈叶纹、城堞纹、类忍冬纹等图像或纹饰，以及对龙纹扁体环、人形车辖。潘玲在《马家塬墓地波斯文化因素分析》一文中认为，这些文化因素很可能是由中亚及附近地区受波斯文化影响的早期游牧人群通过新疆传入的。这些人群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军事冲击下被迫东迁，从而将波斯文化元素带到了中国北方文化带的西段。这些波斯文化因素还见于内蒙古西沟畔、甘肃清水刘坪、宁夏固原陈阳川、新疆新源县71团鱼塘等遗址。
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古冢（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初）出土了3000余件金饰品，其中的錾压平行纹、大角羊、抽象化鸟头的金箔片与马家塬墓地出土的同类器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伊塞克古冢还出土了后蹄翻转的动物纹金饰品，与巴泽雷克墓地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另外，伊塞克古冢中出土的带翼大角羊形象，显然受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有翼格雷芬形象的影响。
基于上述考古发掘成果，我们认为，在公元前1千纪期间（尤其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西方的波斯、希腊文明与东方的华夏文明之间已经有了频繁的互动。这种长距离的互动与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群活动范围的扩大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将不同地区的技术手段和文化元素传播到周边地区。
塔吉克斯坦奥克苏斯宝藏的金手镯
早期游牧人群的媒介作用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千纪前后活跃在欧亚草原地带的早期游牧人群众多，包括金梅里安人、提萨格泰人、斯基泰人、萨夫罗马泰人、独目人、塞人、匈奴人等。考古发现的早期游牧文化实际上比史料所述要复杂得多。如伊塞克古冢及其以北区域曾是“饮豪麻的塞人”的活动区域，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在丝绸之路开通前夕，这些塞人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与当地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有着紧密的联系，还通过贸易和迁徙等方式，将波斯文化传播至更远的地区。
在现今伊朗的阿帕丹宫殿遗址中，发现了描绘塞人朝见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浮雕。这为证实该区域游牧民族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间的紧密联系提供了有力证据。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被摧毁，希腊文化开始在中亚东部及北亚部分地区扩散。这一时期的希腊文化元素，借助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的行省和驿道制度，迅速传播至更广泛的区域。
在中国北方文化带，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出现有翼动物形象，正是受到波斯文化东渐影响的结果。这些形象可能是通过游牧民族的迁徙和贸易活动传入中国的。此外，秦始皇陵及秦文化中的部分器物、葬俗和铸造工艺也有来自西方的因素。而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中原式漆器、丝织物、青铜器等，则印证了丝绸之路前夕中原文化因素已经西进的现实。
总之，欧亚草原地区的早期游牧人群不仅构建了一套与南部先进文明区域，诸如中国、波斯及希腊等相匹敌的政治军事体系，而且在持续的交流与互动中，对南部农耕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东方，这种互动促使中国传统的战争模式发生变革，如赵武灵王以“易胡服，习骑射”应对来自北部游牧人群的威胁。至战国中晚期，秦、赵、燕三国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西方，斯基泰人甚至成功击退了大流士派出的一支远征军。这充分展示了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强大实力。正是在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的交流与碰撞中，东西方文明得以深度融合，共同铸就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辉煌篇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