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名家名著解读：①培根及其《工具论》

哲学名家名著解读：①培根及其《工具论》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被誉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工具论》（又名《新工具》）对后来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详细介绍培根的生平、学术思想及其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

经验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生于英国的伦敦。他的父亲尼古拉斯·培根爵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弗兰西斯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求学，天赋超常。1576年，他去了法国。1579年，他在父亲去世后返回英国,继而攻读了法律。1584年，他进入议院。1593年,他因在下议院反对一项财政议案而冒犯了女王，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尽管他后来又重新博得女王的宠信，但仍未得到重用,只在1603年被封为爵士。1607年，他被詹姆斯国王任命为副检察长时,正在认真考虑放弃政治转向从事学术研究。1613年，他就任检察总长；1617年任掌玺大臣；1618年任大法官和维鲁拉姆男爵；1621年任圣奥尔本斯子爵——可是,就在这一年，他因犯受贿罪而被逐出朝廷，终身不能为官。他生前的最后五年是在隐退中度过的，致力于学术研究工作。

培根生活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萌芽时期，即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初期。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天球运行论》。1609年，比培根晚出生3年的伽利略制造了一架荷兰式望远镜，并用它首次观测到木星周围有四颗卫星围绕它转动。培根对哥伦布发现的新世界和伽利略发现的新景象的印象特别深刻，想亲自作出实用的发明去发现一个“新的理智世界”而立志成为这个新世界的哥伦布，并详细制定了关于协同研究新方法的计划,这些新方法能够导致真正的知识和实用的结果。于是，他开始撰写《科学的伟大复兴》这部著作。

在培根看来，直到他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一个纯粹的自然哲学（此时的哲学和科学彼此不分），所有的自然哲学都被点染过并被败坏了：在柏拉图学派那里，它是被自然神学所点染所败坏；在亚里士多德学派那里，它是被逻辑所点染所败坏；在后期新柏拉图学派，它又被数学所点染所败坏。再一个就是，人们还不曾遇到一个心志坚定的人能毅然决然地扫荡一切陈旧学说，并以公正客观的理解力去对特殊事物作崭新的考查。培根认为，除非有科学的新生，否则希望是没有的，而所谓科学的新生就是把它从经验上有规则地提高并重新建造起来；这一工作，没有人会说是已经有人做过或想过的。为此，他以和亚力山大大帝相同的命运——“所做的不过只是鼓起勇气来蔑视那虚假的可畏现象罢了”——期许于他自己，主动承担起让自然科学得以复兴这一伟大的历史重任。

《科学的伟大复兴》共分六个部分，培根生前只完成了前两个部分即《学术的进展》（题献给詹姆斯一世）和《新方法论》——康德非常敬佩培根，他从培根这部著作的前言中摘录了一段话，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题词——1620年，培根以《新工具》为名将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新方法论》公之于众。《新工具》是一部“关于解释自然和关于人的领域”的语录，它是针对亚里士多德所著《工具论》一书而命名的，又称《新逻辑》。

《新工具》共分两卷。第一卷为“破坏部分”、共130条，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提出一种被视为科学希望之所在的、新的求知方法即真正的归纳法，并结合其它问题进行简要地概述；二是评述劫持人类理解力、围困人们心灵之“四类假象”，即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三是驳辩延缓和阻碍自然科学发展及知识进步的三个原因，即人类天然理性（人类理解力）、论证（逻辑推论）、学说（公认的哲学体系和教义）；四是概述《科学的伟大复兴》这部著作的撰写构想。第二卷为“建设部分”、共52条，概述人类权力和人类知识的工作和目标，阐述解释自然的依据和步骤。

在培根看来，为了获得真正的而又富有成果的知识需要做到两件事情，即摆脱成见和采取正确的探索方法。

关于第一个要求，培根坚持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从不带偏见的观察开始。可是，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人的心灵像“一面魔镜”、一面给出虚假反映而不是正确映象的失真的镜子。这种失真是由于某种缠住人的心灵的成见或“假相”（即幻影或幻象）所致。培根列举了四种类型成见或偏见，他分别称之为“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

族类假象，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是整个人类这一种族所共有的成见。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尺度而不是依自然的尺度去度量万物，因而人类的理解力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例如，倾向于只看到和相信所赞同的东西，在万物中看到一种目的，用拟人的方式解释一切，受幻觉妨碍，如此等等。

洞穴假象是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个人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屈折和变色。这个洞穴的形成，或是由于这个人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本性；或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是由于他阅读一些书籍而对其权威性发生崇敬和赞美；又或者是由于各种感应，这些感应又是依人心之不同而作用各异的，以及类此等等。这样，人们之追求科学总是求诸他们自己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诸公共的大天地。

市场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就会成为人的理解力的障碍。文字强制和统辖着理解力，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

剧场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这里所说的，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大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大部分相同的原因，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不仅如此，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

培根认为，以上四类假象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必须以坚定的和严肃的决心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弃尽屏绝，使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解放和涤洗；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找到解释自然的真正道路。

至于科学知识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即正确的方法论，培根则坚定地认为，重要的是应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仔细的观察和正确的推理结合起来。培根形象地把单纯的经验主义者比做妈蚁，把先验的理性主义者比做蜘蛛，而把正确的科学家比做蜜蜂。“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纲。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

培根认为，哲学和科学本身就是论证；最好的论证当然就是经验，只要它不逾越实际的实验。因为一个事物的性质若仅就那个事物本身去查究，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的探讨必须放大，才能成为更较普通的。在经验的真正途程中，在把经验推进至产生新事功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神的智慧和秩序作为我们的模范。且看，上帝在创世的第一天仅只创造了光，把整整一天的工夫都用于这一工作，并未造出什么物质的实体。同样，我们从各种经验中也应当首先努力发现真正的原因和原理，应当首先追求“光”的实验，而不追求“果”的实验。因为各种原理如经正确地发现出来和建立起来，便会供给实践以工具，不是一件又一件的，而是累累成堆的，并且后面还带着成行成队的事功。

在培根看来，近代以前，人类主要是以希腊哲学的“体系”或中古神学的“教义”为指导、以经院哲学所用三段论法的推理格式来解释自然并求得知识——这种认知方式，不是对自然的解释，而是对自然的冒测。他认为，以经验的内容为根据，由低到中再到高、逐次排除、逐级归纳，最后上升到最普遍的原理的这种方法，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之冒测自然，它则更能抓住事物本身、更切合于解释自然。培根把他所主张的这种新方法，称之为“人类钻求真理的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即一种真正的归纳法”。

培根说：“钻求和发现真理，只有亦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但迄今还未试行过。”培根认为，这两条道路都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出发，都是止息于最高普通性的东西，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无限的不同：前者对于经验和特殊的东西只是瞥眼而过，一开始就建立起某些抽象的、无用的、普遍的东西；后者由特殊的东西而适当地和循序地形成起来的原理，则会很容易地发现通到新的特殊的东西的道路，并从而使各门科学活跃起来。

在培根看来，后一条道路所使用的方法，才是我们唯一希望的一种真正的归纳法——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够使伟大的自然科学得以复兴。这种归纳法，对那些继感官活动而起的心灵动作大部分都加以排斥，而直接以简单的感官知觉为起点，另外开拓一条新的准确的通路，让心灵循以行进。这也正如他所言：“知识是以感官为起点的。”

在《新工具》中，培根差不多全盘否定了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但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却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培根赞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真正的知识是凭原因而得的知识”，并给予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式因”以很高的定位——“如果有谁认识到式因，那么他就把握住若干最不相像的质体中的性质的统一性”；“式因的发现能使人在思辨方面获得真理，在动作方面获得自由。”但是，他反对按“目的因”来考察自然，认为“目的因除对涉及人类活动的科学外，只有败坏科学而不会对科学有所推进。”

虽然培根本人对科学发现没有直接作出过有价值的贡献，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对自然知识的世俗化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他所倡导的归纳法之外，他的乌托邦式著作《新大西岛》（1625年）——描绘了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之宫）——则直接促成了伦敦皇家学会的建立。这个学会的建立完全可以看作是玻义耳和其他人有意实现培根梦想的结果，因为这些人都很仰慕这位史上罕见、学识渊博而又才华横溢的大法官的著作和名望。

在近代哲学史上，培根一直被赞扬为指出知识的真正来源是经验的人，被安放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顶峰。黑格尔认为，培根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只是由于他所开创的归纳法：“凭着这种认识方法上的原则，他也给他的时代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因为他促使他的时代注意到当时的科学既缺乏方法，也缺乏内容。培根被认为经验哲学的首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万古留名的。”因此，“我们可以借用西塞罗形容苏格拉底的话来形容培根：他把哲学理论从天上带到了世间的事物里，带到了人们的家里。”

归纳法，在自然科学或经验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及其所取得的系列成果，也使得伊萨克·牛顿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把它列为研究哲学（科学）的四大规则之一。牛顿说：“在实验哲学中，由现象通过归纳推得的命题，在其他现象使这些命题更为精确或者出现例外之前——不管相反的假设，应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或者是非常接近于真实的——都应遵从这条规则，使得归纳论证不被假设消除。”

自培根以后，归纳法被视为经验论的根本大法，它的重要性一如演绎法之于唯理论一样的重要，它们事实上已成为近代哲学及科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