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史学界：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的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
上海史学界：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的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
诸葛亮躬耕地究竟位于何处？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1990年，上海举行了一场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学术座谈会，与会专家经过热烈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诸葛亮当年躬耕于南阳郡邓县的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
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在出山之前，曾有过十年的躬耕生涯。历史上的“三顾茅庐”和“隆中对策”均发生于诸葛亮躬耕之地。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但其所说的“南阳”究竟在今何处，论者颇有争议，长期以来争执不下，成为一桩悬案。近年来，随着对诸葛亮研究的深入以及旅游资源的开发，关于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再度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引起了各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继武汉和北京相继举行了专题学术座谈会之后，1990年3月15日，华东师大史学所与复旦大学文博系又联合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会议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史学所简修炜教授主持，谭其骧（复旦大学）、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方诗铭（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上海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十余人应邀参加，《文汇报》、《上海旅游报》、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编辑、记者也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广征博引，热烈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诸葛亮当年躬耕于南阳郡邓县的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综合学者们在会议上阐述的意见，主要理由是：
一、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汉晋春秋》等史籍的记载无可置疑。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东晋人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写得很清楚：“(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有人认为《汉晋春秋》不是正史，记载不可靠。其实，正史与否是人为确定的，并不能据以作为衡量史料可靠程度的主要标准，不能说凡是正史就都靠得住，非正史就都靠不住。而且，一般而言，距所记时代越近的史籍，其可靠程度也就越高。习凿齿是东晋人，离汉末不远，又是旋T人，他写的《汉晋春秋》应该比元、明以后的府志、县志更为可靠。吴泽、方诗铭等专家也都认为：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汉晋春秋》都是很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确凿无疑的。
会上，也有一些学者征引了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其它史料。方诗铭先生引殷芸《小说》：“武侯躬耕于南阳，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出《异苑》，《续谈肋》四引)和习凿齿的《襄阳记》：“襄阳郡有诸葛孔明旧宅”(《续谈肋》四引),指出诸葛亮所称“躬耕于南阳”,只是指郡名而言，并非确指宛县。复且大学彭神保副教授指出，即使《三国志》中的记载也可以证实诸葛亮躬耕地确实是在襄阳。如该书卷35《诸葛亮传》载：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深器亮”,“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陈寿也明确说诸葛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诸如此类的记载都表明诸葛亮耕躬地不可能在河南宛县。
二、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隆中属南阳郡邓县。
谭其骧先生指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虽修于唐代，但保存了相当部分唐以前的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说到万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交界处”,这与“襄阳无西”的民谚是相吻合的，就是指襄阳往西一出城就进入邓县地界了。因此，在两汉及两汉以后的一段时期内，隆中都属南阳那邓县，至北周时取消了邓县，隆中遂归入襄阳。对此，从六朝一直到宋朝，都没有异议。把诸葛亮的躬耕地拉到河南的南阳(宛县),是从元朝开始的。
近年来有的文章以古代山南水北为阳作依据，认为南阳郡应在汉水之北，汉水是南郡与南阳郡的分界线，地处汉水之南的隆中不可能属于汉水北岸的邓县。与会学者指出：古代的行政区划时常存在着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虽然南郡与南阳郡大体上以汉水为界，但并不等于说汉水以南地区百分之百的都属于南郡。事实上，历史上不符合自然区划的情况屡见不鲜，如长江以北的靖江县在历史上就曾归属江南的常州府。对此不应简单化、绝对化。
三、从当时政治、牢事形势及人口流向等方面看，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襄阳隆中。
与会学者认为，对于诸葛亮躬耕地的探讨，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地理、行政区划问题，因此必须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人口流向、思想观念等方向综合地加以考察，才有助于问题的最后解决。吴泽、方诗铭、简修炜等先生在发言中都指出，其一，东汉末年社会大动荡，人口大批流向南方，史载从北方到刘表荆州地区的就以千数，北方士大夫更多奔荆州。当时的荆州在北方士人眼中是
“沃野万里，士民股富”、“以观时变”的好去处，而南阳(宛县)则是激烈争夺、战火纷飞之地。两相比较，诸葛亮躬耕于比较安定、富庶的刘表统治区是合乎情理的，其二，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为避中原战乱，自然投向刘表。《三国志》作者陈寿即明确记载诸葛亮“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其三，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始终是拥刘反曹，而南阳自建安四年后一直处于曹操控制之下，很难设想坚持反曹的诸葛亮会多年居留在曹操的地盘里。始投刘表，再依刘备，才符合他一贯尊崇刘汉的思想倾向，其四，诸葛亮出山前广泛交往的人际关系，如石广元、孟公威、徐庶、黄承彦等，或家居襄阳，或为活动于襄阳的名士，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诸葛亮既与他们时常聚会，绝不可能躬耕于远离襄阳二百四十里的宛县。
综合上述诸方面因素，诸葛亮究竟躬耕于何处，当不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上海师大李培栋副教授还分析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不称自己躬耕于“襄阳”或“邓”,而称“躬耕于南阳”的原因。他指出，根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曹魏时立襄阳郡，下辖邓县。奉刘汉为正统的诸葛亮，绝不承认曹魏所立的郡治，称躬耕于东汉末年的南阳，正表明了他反曹拥汉的政治立场。
四、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
近年来有一些文章引《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依据，认为在《图集》(东汉部分)的荆州刺史部中，今隆中一带被明显地划在南郡辖区之内，而不属南阳郡。对此，《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谭其骧先生指出：《图集》(东汉部分)在绘制时有不够精确之处。当时主要依据司马彪的《续汉书·那国志》，其中没有提到隆中，因而疏忽了这一点，简单地以汉水作为两郡的分界。后来在绘制《图集》三国部分的图时，注意到了隆中的问题，就划得精确了。谭其骧先生还指出：这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实是化了功夫的，但并不能把它视为一成不变的经典。他郑重声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东汉部分对此画得不太精确，不太清楚，以后重版时要修改。
经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从历史事实看，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希望今后不要再争论下去了。当然，史学研究与保护文化遗迹、开发旅游资源不应混为一谈。历史上诸葛亮的躬耕地只有一处，不能采取“何必辨襄阳南阳”的调和做法；但襄阳隆中和南阳卧龙岗两地武侯遗迹都是极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都应当予以妥善保护和积极开发。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施宜圆、许道勋（复旦大学）、严耀中（上海师范大学）等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