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AI对未来工作的影响是一种选择
诺奖得主：AI对未来工作的影响是一种选择
本文由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联合撰写。他们探讨了人工智能对未来工作的影响，指出技术发展存在两条路径：一是以自动化为主导，可能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和不平等加剧；二是赋能人类，通过提供更好的工具和信息增强劳动者能力，并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两位作者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推动技术转型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未来。文章还提出了三次关键转型的具体建议，旨在避免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本文观点或许能为我们回应“技术与人”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插图：雨果·埃雷拉（Hugo Herrera）
2022 年 11 月，OpenAI 发布的 ChatGPT 抢占了新闻头条，“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Open AI 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表示：“很多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人总是声称，人工智能只会带来好处，它仅仅只是一种补充手段，永远不会有人被取代。但事实是，工作岗位肯定会消失，这是不可避免的。”2023年，美国作家协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WGA）和演员工会（SAG-AFTRA）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罢工，这些行动让人们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对高收入工作的潜在威胁。
未来几十年，人工智能将颠覆全世界的工作模式。这究竟会减少还是加剧不平等，目前仍难以定论。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尚属新兴领域，但过往的重大技术创新——动力织布机、蒸汽机、电力以及数字计算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为我们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任何技术的最终影响，都取决于谁能对技术的发展做出关键性决策。人工智能亦是如此，因为这些新工具可用于多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并有可能迅速延伸到经济的各个领域以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许多评论家将技术的发展视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历史记录清晰地表明：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决策者的远见与选择。正如我们在《权力与进步：我们与技术、繁荣的千年博弈》（Power and Progress: Our 1,000-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一书中所揭示的，当技术发展的选择权完全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时，这部分人往往会获得大部分利益，而其他人则可能会长期承受由此带来的代价。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有可能淘汰许多工作，受影响的远不止作家和演员。那些具有重复性或规律性的工作，如法规合规或文职工作，以及涉及简单数据收集、数据汇总和写作任务的工作都有可能消失。
尽管如此，人工智能的转型仍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一条是自动化之路，其核心是让人工智能像人类一样甚至更好地完成任务。目前，这种观点在美国科技界占主导地位，微软和谷歌（及其生态系统）正在努力开发新的人工智能应用，以尽可能多地接替人类的工作任务。
从之前的数字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浪潮中，我们已能预见“单纯自动化”（just automate）路径对人类的负面影响。在过去四十年里，正是这些早期的自动化形式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率的下降，同时也使不平等现象大幅增加。如果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强自动化，我们很可能会重蹈覆辙——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鸿沟将进一步加深，专业人士与其他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将愈发显著，经济领域中的优质工作岗位也会持续减少。
当然，我们还有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可供选择。这条路径侧重于为人类创造新的任务和能力，而非将人类边缘化。这种理念在历史上已有先例：二战后数十年间，工资增长与共同繁荣的基石正是通过为劳动者创造新任务、提供更优质的工具和信息来增强人类的能力。
在这条路径中，人工智能本质上可以极大地拓展人类辅助型技术转型（human-complementary technological change）的可能性。它可以开发各种工具，为人类决策者提供更优质的信息。重要的是，这种赋能不应局限于办公室职员和专业人士。如今，从工厂的蓝领工人到电工、水管工、教育工作者和医疗保健从业者，大部分劳动者的工作都离不开解决问题和实时决策。如果能够获得更符合具体情境的信息，这些劳动者不仅能够在现有工作中提升效率，还能更有信心地承担新的、更复杂的任务。
然而，我们并未朝着这条更有希望的道路前行。要走上这条道路，我们需要经历三次重要的社会正向变化，而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首先，管理层需要将员工视为一种关键资源，致力于提升其生产力，改善其获取的信息，并将培训置于优先地位。但是，大多数高管的主流观点认为，无论是为了应对竞争，还是为了更好地回报股东，劳动力都是一种需要削减的成本。在急于通过裁员来重组企业的过程中，企业却忽略了其长期的健康发展，也从未真正实现过通过自动化和离岸外包所承诺的生产率提升目标。因此，企业应认识到，劳动力实际上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资源。
其次，科技界需要优先考虑帮助员工，而不是专注于自动化和监管工具的开发。长期以来，该行业的愿景一直被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让智能体像人类一样具备独立感知、思考、学习、决策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和自主机器智能（autonomous machine intelligence，系统或设备能够独立进行决策和行动，而无需外部指令或干预）的盲目追求所左右，许多技术专家仍然热衷于证明其算法能够达到“人类水平”。在实践中，这体现为尽可能多地实现任务自动化。
第三，员工需要在如何使用技术方面拥有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对于应对过度削减劳动力成本和自动化趋势至关重要，因为员工往往清楚哪些工作环节能够从自动化中受益，哪些则不能。他们也明白，哪些任务可以通过自动化提升效率，从而为其腾出时间从事更有价值的活动，甚至为提升生产力创造新的机会。随着员工参与度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进一步强化监控和监视的动机，另一方面还能确保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收益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得到更公平的分配。
这三项转型虽有可能实现，但若缺乏协调一致的努力，成功的可能性将极为渺茫。
与过去四十年中的任何时期相比，当前反对“股东价值至上”的声浪都更为强烈——这一理念曾推崇削减成本，将股东利益置于员工权益之上。如今，一种优先考虑长期生产力增长的新管理理念或许正在涌现，这将成为管理层与员工可以携手共进的目标。
科技行业也应有所改变。一直以来，美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行业似乎对社会责任视而不见，却近乎狂热地宣扬“颠覆式创新”的种种好处，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在未来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该行业或许会将重心转向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工具，增强人类能力，而非一味追求全面取代人类。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劳动者能够更加有效地协作起来，积极探索参与生产流程的新路径，这将有助于提升生产力。事实上，美国当前支持工会的情绪已达到数十年来的最高点。美国编剧协会的罢工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它首次将技术问题（谁掌控技术以及如何应用技术）纳入合同谈判的核心议题，这种做法有望为其他行业提供借鉴。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工会组织重新焕发的活力必须得到正确地引导。若技术发展不能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推进，工会就难以争取到更高的薪酬。同样，反对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也并非工会行动的可行选择。相反，工会领导层和普通工人都需要理解人工智能等新工具的潜力，并明确阐述如何运用这些技术，使其既能帮助劳动者，也能为企业带来益处。这种方法的基石在于：通过新技术赋能劳动者，使其在决策制定和问题解决等工作中更具生产力。
不过，这一切并不会自动发生。任何有意义的变化都必须始于对问题的认识——技术正朝着不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同时，推动正向变化的人们还必须认识到，技术转型朝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是可行且可取的。
若是没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无论是科技行业还是其他大型企业，都不会主动对发展路径进行重大调整。此前，除了劳动者群体的发声外，公共部门监管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引导企业走向正确方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亟需进行根本性调整，这种引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正如我们在最近发布的政策备忘录《我们能否拥有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工智能？》（Can We Have Pro-Worker AI?）中详细阐述的那样，政府应采取一系列补充政策，鼓励为技术的使用和发展开辟一条更好的道路。这份备忘录由我们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共同撰写，通过我们共同领导的麻省理工学院“塑造未来工作计划”（MIT Shaping the Future of Work Initiative）发布。
立法者应修订联邦税法，平衡劳动力与自动化设备之间的税负差异，从而激励企业雇佣、培训和留用人力员工。与此同时，在工作场所使用人工智能及其他技术时，监管机构应探索方法，纳入并放大劳动者的声音。这涉及对人工智能辅助的人事管理系统进行监管，以及在工作场所监控方面设置必要的保障措施。
公共部门应加大对优先发展“与人类互补”的人工智能（human-complementary AI）技术研究的投入，并建立联邦政府的人工智能咨询专家中心，为需要了解这项技术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员提供支持。在将任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或医疗等公共资助项目之前，我们应借助这一联邦专家体系，评估特定技术是否真的能兑现其增强人类工作能力的承诺。
人工智能确实存在许多令人担忧之处。但若人工智能最终导向反乌托邦式的未来，那并非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未能理解这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方向，也未能认识到它本可以助力劳动者，而非仅仅替代他们。深入理解这一点，是我们迈向正确的人工智能转型的第一步。
达龙·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学院教授，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发展、技术转型、不平等、网络及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屡获殊荣。阿西莫格鲁教授有多部著作，包括与西蒙·约翰逊合著的《权力与进步：我们与技术、繁荣的千年博弈》。
西蒙·约翰逊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罗纳德·A·库尔茨（1954届）冠名教授、CFA协会系统风险委员会联席主席、房利美（Fannie Mae）董事会成员，并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约翰逊教授是多部著作的作者，其中包括《权力与进步：我们与技术、繁荣的千年博弈》（与达龙·阿西莫格鲁合著）。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3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