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台对日军的重要性远超卢沟桥，为何七七事变却从卢沟桥开始？
丰台对日军的重要性远超卢沟桥，为何七七事变却从卢沟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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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举国抗战的狼烟是从卢沟桥燃起的。日军在华北挑起战事，其目的在于占领北平，而卢沟桥、宛平县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无法直接对北平产生直接的威胁。既然如此，那战火为何会从卢沟桥燃起呢？这似乎并不符合当时日军的战略、战术水平。更重要的是，日军已经占领了丰台，具备了直接进攻北平的便利条件。既然如此，那日军为何不直接从丰台出兵进攻北平，反而舍近求远，偏要在卢沟桥挑起战事呢？
要想明白这个问题，还得要从丰台说起。丰台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军事上，而是体现在交通上，影视作品中所谓的丰台大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物，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自从有了火车站之后，丰台的价值开始凸显出来。丰台自建火车站后，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通畅，北宁线、平绥线、平汉线等线路均以此为中转站，被称作平津的南大门，自然也就引起了日本的垂涎。
《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平津地区驻军的权利，驻军2600人，命名为华北驻屯军。由于丰台的交通优势，抢占丰台自然也就成了日本侵占北平乃至控制华北的重要步骤。《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后，蒋系势力从平津冀察等地撤出，宋哲元的第29军进驻，丰台由29军冯治安第37师驻防。日本感到机会来了。他们想趁着第29刚驻防平津，立足未稳之际发动叛乱，带头人是曾经在吴佩孚幕府担任过总部政务处处长的白坚武。
1935年6月28日，白坚武纠集中日乌合之众300余人从丰台出发，向北平进攻，企图建立为伪华北国，后被商震、万福麟等部队击败。（1937年9月，白坚武被1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逮捕，处决于南乐县城南门外。）这一事件，史称白坚武事件。白坚武发动的叛乱虽未成功，但日本对抢占丰台仍不死心。1935年11月28日，由山海关派来的日本宪兵67人到达丰台火车站，见到北宁、平汉两站站长后，以北宁路货车车皮由丰台转往平汉路后多被中方扣留，不予放还为由，来监视北宁、平汉两路货车车皮“不准过轨”，并以每日4元的价钱强租了6间铺面。从此，日军开始进驻丰台。
1936年3月下旬起，日本向华北驻屯军增加兵力。4月17日，向天津增兵6000人，使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增加到8600人。日军增兵后，日本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坚持将增兵中的一部部署在丰台。日军分批进入丰台后，开始在丰台构筑兵营，与29军驻丰台部队相距只有约300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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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6月到8月，29军与日军多次发生摩擦。虽然事件都是由日军挑起，但宋哲元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愿意“道歉”和“赔偿”，但日军提出的要29军从丰台撤兵的无理要求，被宋哲元拒绝。可日军不断挑衅的目的就是要把第29军从丰台挤走，宋哲元的“道歉”又岂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终于，在1936年9月18日，29军与日军又发生对峙行为。（日军很多重要行动都喜欢选择在这一天）日军再次提出无理要求，要29军在丰台地区的部队撤至南苑或西苑。宋哲元仍然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答应将驻防在丰台的部队移防丰台东南方向的赵王庄和新林庄。从此之后，日军占领了丰台。1936年9月，日军又向华北增兵6000人，使华北驻屯军的兵力达到14600人。这支部队，就是在武汉会战后期参战的第27师团的前身。
宋哲元的这次退让带来的后果是致命的。丰台未落入日军之手以前，北平周边的形势是：其一、北宁线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军驻防。其二、北平以东，有受日本控制的殷汝耕冀东伪组织。其三、北平以北，有在热河集结的敌伪军。其四、北平西北，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南面和西南面，尚为第29军部队防守。而宋哲元的这次退让，在实际上帮助日军从西南面包围了北平。
以军事的眼光来看，在北宁线被日军控制后，卢沟桥就成为了北平在平汉线上南出的仅有门户了。日军若占领了卢沟桥，就切断了平汉线，然后四面包围北平，北平就将成为一座死城。若29军守住了卢沟桥，就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因此，卢沟桥成为了必争之地。这个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并不全对。如果日军未能占领并控制丰台，那么以上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可当日军已经占领并控制了丰台，对北平已经形成了包围之势后，卢沟桥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很显然，当日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包围之势后，卢沟桥的军事价值已经被降低。因为若北平有失，卢沟桥在不在29军手中，平汉线都会被切断。
既然如此，那日军为何还要先从卢沟桥挑起战事呢？一般来说，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把丰台与卢沟桥放在同一个视角上来看。可若把北平、丰台和卢沟桥这三个地点放在同一个视角上来看，就会发现，丰台正好处于北平与卢沟桥之间。日军之前之所以损招百出也要占领丰台，其目的就是把驻扎在北平和卢沟桥的第29军部队分割开。这就相当于在第29军防线的中间，打入了一个楔子。但同时，日军也意识到，他们虽然占领了丰台，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可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为他们很可能面临第29军的两面夹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两个办法。一是快速拿下北平。可即使狂妄如日军，他们也无法保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因为若向北平进攻，他们背后很有可能会遭到29军攻击。二是解决卢沟桥方面的问题，把驻守在宛平和卢沟桥的第29军部队赶走。二者相比，自然是在卢沟桥挑起战事容易的多。若把驻扎在宛平和卢沟桥的29军部队赶走，那么，丰台就将与宛平、卢沟桥连成一线，这就相当于向北平进攻的日军背后有了一个依托，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北平。这才是日军明知道丰台对他们更具重要性，却要在卢沟桥挑起战事的原因。另有一点，也就是说日军先占丰台、后打卢沟桥、再攻北平的这个战略，应该是在1935年就开始谋划并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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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日军早有预谋，那蒋氏和宋哲元又是如何应对这个局面的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附近的龙王庙周围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是驻丰台日军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进行“军演”。此地距离29军兵营很近，日军此举与其说是“军演”，还不如说是挑衅。即使按照那令人不堪回首的《辛丑条约》规定，列强在华也只有驻军以及治安的权利，并没有“军演”的权利，日军在距离29军兵营这么近的地方进行“军演”，不是挑衅又是什么？这是其一。当然，日军是从来就没有遵守过《辛丑条约》的。但在之前他们搞的“军演”还算克制，使用的都是空弹，而这一次，他们使用了实弹。这不是要再一次攻击中国部队，再一次侵占中国领土，想要在华北搞一次“九·一八”的翻版又是什么？这是其二。
7月7日晚11时，日军突然宣称有一名士兵下落不明，怀疑是宛平县城内的中国守军将其掳走，并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此无理要求被29军拒绝。实弹射击是精心策划的，而士兵失踪是个意外。但这个意外是日军尤其希望看到的意外。即使没有意外，他们也要创造意外，更何况这个叫志村菊次郎士兵的失踪还真是个意外。其实，在失踪20分钟后，志村菊次郎就已经归队了。但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视而不见，在7月8日凌晨4时23分公然炮轰宛平城，并向第29军发起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8年6月30日，已经被提升为中佐的一木清直在东京就志村菊次郎失而复返一事接受了《朝日新闻》的采访。按照他的说法，他之所以在明知道志村菊次郎已经返回，仍然要向宛平城发起攻击的原因是害怕丢了日军的面子。他的逻辑是，若中国部队只要敢以实弹对付日军，就可以让“军演”的日军逃跑，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一木清直后来被提升为大佐，在瓜岛战役中指挥一个支队。1942年8月21日，一木清直率五百余日军向美军阵地发起“板载”冲锋失败后剖腹自尽。作为非陆大毕业生，一木清直死后被追晋为陆军少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29军立即成立临时城防司令部，以冯治安和石友三分任正、副司令，加强了战备。日本方面，近卫内阁一方面发表“当地解决，不扩大”的声明，同时又在国内大规模进行战争动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日本陆军内部也有主张不扩大战争的声音存在，但日本在国内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的举动，让中国不得不怀疑日军又是在玩弄诈术。事实证明，日本确实在玩弄诈术。7月12日，南京发表社论，对日本的动机表示了强烈质疑。同一天，日本方面也发表声明。日本认为，第29军在卢沟桥、宛平与日军发生激战，是中方有计划的抗战行为。在发表声明的同时，还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一，宋哲元道歉，罢免冯治安。其二，中国部队撤离卢沟桥。其三，取缔抗战团体
就在双方进行磋商之际，不仅卢沟桥，宛平方向仗打得越来越大，日本在国内已经对40万部队下达了动员令。关东军酒井、铃木两个混成旅团，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都已经入关，再加上华北驻屯军河边旅团，此时，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已经由华北驻屯军的14600人扩大到近5个师团10万人以上，并且有200架飞机助战。7月16日，日军完全占领了丰台。7月17日，蒋氏在庐山发表声明：“卢沟桥若是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2；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并明确表态说，若卢沟桥事变得不到解决，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关于如何解决的问题，蒋氏提出四大原则：其一，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解决，都不能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其二，国府继续统辖冀察政务委员会。其三，拒绝限/制29军在当地的驻扎范围。
蒋氏的这个声明在事实上已经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要求。就在同一天，蒋氏又命令孙仿鲁（连仲）部、高桂滋部、庞炳勋部、万福麟部火速向保定石家庄一带集结，以支援第29军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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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就在蒋氏在庐山发表声明的次日，即1937年7月18日，29军却对卢沟桥事件表达了与蒋氏在庐山发布声明截然相反的态度，并签署了宋哲元亲赴日军驻地道歉、29军在19日撤离卢沟桥、取缔抗战团体的屈辱性协定。宋哲元的态度让日军感觉到中国部队无力进行长期抵抗，他们在3个月内即可取得胜利。因此，对中国增兵的数量和速度都在增加。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宋哲元在华北采取了不断退让的态度，更加助长了日军的气焰。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态得以进一步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宋哲元的态度。很难想象宋哲元在长城抗战和卢沟桥事变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反差。其实，这倒也不难理解。在长城抗战时期，第29军处处寄人篱下，只能勉强维持部队的存在，相当于光脚汉子。长城抗战后，由于蒋系势力退出华北，第29军在华北的势力得到了大发展，兵力也由3万余人增加到10万，装备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加强。如果说在长城抗战时期，第29军是光脚的汉子，那在卢沟桥事变前，29军已经穿上鞋了。光脚时啥都没有，自然啥也不怕，而穿上鞋后，就想保住来之不易的“富贵”。这种心理倒可以理解，可也要分处于何种时期。当日本人已经把枪顶在你脑门儿上的时候，如果仍然采取退让的状态，军人的血性哪儿去了？你们手中握着的枪，难道是烧火棍不成？
1937年7月18日，日军设司令部于丰台，并于25日对平津守军展开包围。26日，日军切断了平津铁路线，当晚向宋哲元发出通牒，限29军于48小时内撤出北平。这又是日军一次缓兵之计。就在宋哲元在徘徊、犹豫的时候，27日凌晨，日军对通县发起进攻。直到这时，宋哲元才算终于回过味儿来。28日，29军对丰台发起反击，并一度夺回丰台车站，占领了日军在造甲村的机场。日军随即发起反扑，在数十架战机和大炮的掩护下，猛攻南苑和西苑，29军损失惨重，佟副军长和132师赵师长战死疆场。
29军之所以在南苑和西苑损失惨重，固然有日军装备占优势的原因，但情报泄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直隐藏在宋哲元身边的潘毓桂把29军调动的情报传递给了日军，这才是造成29军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潘毓桂的为人，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潘毓桂的所作所为，宋哲元也不是一无所知。可即使这样，宋哲元仍然没有对潘毓桂加以提防，而是任其出入自己的作战室。这种行为是不可想象的。还有，132师赵师长战死疆场的时候，是因为乘坐的轿车被日军集中火力射击所致。试想，大战已开，作为一方主将，竟然乘坐这么显眼的汽车，岂不是正好成为了日军射击的目标吗？在这里之所以说这件事儿，并没有一丝对英烈不敬的成分在内，但所反映的问题很值得重视。为何值得重视？因为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29军将领在战争中的反应来看，处处应对失措，处处畏手畏脚，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29军将领们在大战已经开打的时候，仍然迟迟没有进入战争状态，这才是29军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更有甚者，在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从大沽登陆的时候，负责阻击的29军一个团在求援之时，竟然找不到上级。原因是，在1937年8月，蒋氏把第29军扩编为3个军，那些正忙着组建自己的旅部、师部、军部的将领们把作战事宜都抛在脑后了。可以这么说，29军在抗战初期的表现并不好。这一现象，直到张荩忱率第59军在临沂之战、台儿庄之战中迭挫强敌后才得以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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