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加剧，我们需要怎样的退休制度？
老龄化加剧，我们需要怎样的退休制度？
随着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上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面对人口持续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如何在史上未曾有过的人口环境中推进退休制度改革，使得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财政可持续性三者得以兼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围绕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羿，与其合作者撰写的研究论文《退休制度、劳动供给与收入消费动态》，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23年第1期。
当前退休制度的学术解读
在周羿看来，当前关于退休制度的国际主流研究大多基于欧美国家经济现实，其发展阶段、市场条件和养老金制度等各方面与中国大相径庭从而参考价值有限。在中国，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城镇职工所适用的退休政策以到龄强制退休为主。
按照1978年颁布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与《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一般情况下，男性干部和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女性干部是55岁，女性工人是50岁。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或从事井下、高空、高温和特别繁重体力劳动，劳动者可按规定提前退休。此外，国务院和相关部委还针对少数的干部和高级专家出台了一些可以延迟退休的政策。
“到龄强制退休意味着，对大多数城镇职工来说，退休是基于日历年龄的强制安排，而非个体的自主选择。因此，我国城镇居民在退休前后的经济行为变化，可能会呈现出与国外研究发现不大一样的特征事实。”周羿说。同时，他也指出，相较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而法定退休年龄低。忽略我国女性退休行为的特征事实和宏观后果，会使得政策判断有所偏差。
周羿表示，过去十几年中，经济在发展，家庭在变迁，城镇职工养老金在上调。中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预期寿命和人力资本与十几年前的同龄人口也有明显差异。这意味着，人们做经济决策时所面临的成本、收益和约束条件已有显著变化。只有用更新的、更全的微观数据集展开更系统的、更细致的分析，才能为中国退休制度改革提供更精准的、更具时效性的参考。
“退休会从两个方面影响个体效用：首先，可用闲暇在退休后显著增加；其次，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通常会低于退休前的工资。”周羿说。
他解释，退休后的收入和消费变化取决于个体如何使用其获得的闲暇。如果个体选择留在劳动力市场，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还能获得酬劳，其收入在退休后可能与其退休前相当甚至是更高。大多数消费有着正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个体在退休后的消费变化与其收入变化正相关。闲暇对消费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要视消费的内容加以具体讨论。如果这种消费是与闲暇互补的，即其边际效用随可用闲暇递增（例如，文娱、旅游和健身），那么人们在退休后会更多地消费它。反之，如果这种消费是与闲暇替代的，即消费它是为了节省时间（例如打车和点外卖），那么人们在退休后会消费更少。
研究发现，在法定退休年龄后的三年内，城镇男性和城镇女性领取养老金的比例分别上升了61个百分点和53个百分点，而同期劳动参与比例仅分别下降了47个和30个百分点。换言之，在已办理退休的人口中，23％的男性和43％的女性仍在工作。女性退而不休的比例更高，或许是因为她们达到退休年龄时更年轻，也更健康。“退而不休”比例虽然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但是减退速度较缓。在达到退休年龄后的最初三年，“退而不休”的比例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分别只下降了3.8个和7.1个百分点。
退休制度的“退而不休”
“退而不休”，简而言之退休之后仍在工作，已成为在中国城镇和农村普遍存在的典型事实。什么样的人更可能“退而不休”？更具体地说，是较富裕的还是较贫穷的群体更倾向于在退休后继续工作呢？
周羿表示，在经典的劳动供给模型中，有两种作用方向相反的效应同时存在，所给出的答案并不明确。一方面，高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更高，继续工作的经济报酬也更高。因此，闲暇的机会成本更高，他们会更少地消费闲暇。这在经济学上叫“替代效应”。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更可能面临养老财富不足的问题。他们需要继续工作，才能更好地为养老做准备。换句话说，如果闲暇是种正常品，低收入家庭对它的消费会更少。这在经济学上叫“收入效应”。“替代效应” 和“收入效应”这二者孰占主导，决定了哪类人更可能“退而不休”。
研究发现：在低学历、低养老金的群体中，“退而不休”更普遍，这表明养老财富不足是“退而不休”的重要原因。
“我们又考察了收入和消费在退休年龄前后的变化。在达到退休年龄后的头三年，男性所在家户的人均月收入并无明显变化，女性所在家户的人均月收入还上升了约120元。这是因为一些城镇居民在退休后被返聘或再就业，同时获得养老金和劳动收入。”周羿说。
周羿表示，同期，家户消费支出上升了４％左右。食品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在男性和女性中均显著增加。男性的文化娱乐支出上升，衣服和交通通信的支出有所下降。女性的家庭用品支出上升，文化娱乐支出有所下降。
研究还考察了经济不平等在退休年龄前后如何变化。“退而不休”在养老金收入较低的群体中更普遍这一现象表明，不同群体对于退休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为了探究这一异质性，本文结合事件分析法和分位数回归发现，收入不平等下降，消费不平等上升。
在退休年龄后，低收入男性的收入有所上升，高收入男性的收入则显著下降。不同收入分位数上的女性样本均出现收入上升。这与两性在“退而不休”状态上的分布差异一致：“退而不休”在女性中更普遍，在男性中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于低收入群体。男性和女性在达到退休年龄后，消费支出均有所增长，但是高消费群体的增速高于低消费群体。
“总体而言，退而不休现象展现了两个特征事实：首先，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有部分人在继续工作，并经历数年甚至更长的过渡期后才真正退休；其次，从教育水平和养老金收入的分组结果来看，积累养老财富是人们在退休后继续参与工作的重要动机。”周羿说。
关于退休制度改革的建议
中国正经历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18％，且仍在持续上升。在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人口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占比在持续下降，如何在保障民生福祉和维护社会和谐的基础上，鼓励有能力的、有意愿的老年人口继续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所作为，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问题。
周羿表示，研究结论对于退休政策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和老龄化事业推进都具有政策意涵。
首先，政府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要考虑到延迟退休对于不同群体所产生的福利后果。延迟退休是一项在社会上被广泛争论的政策改革，其推行过程中难免会有阻力，会有反对声音。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体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顾虑会有不同。低教育、低收入群体的顾虑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减少，这会影响他们的养老财富积累。高教育、高收入群体的顾虑主要集中在可用闲暇的减少，这会影响他们的消费福利，特别是减少那些与闲暇互补的消费。要想提升人们对改革的接受度和降低潜在社会成本，政府需要通过多方面的政策将不同群体的诉求都考虑进来。
第一，退休年龄的设定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而不是严格的“一刀切”，允许个体按照自身实际情况在某个范围内选择退休时点。第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的个人账户管理，让个体在延迟退休期间所做的经济贡献能在退休后的养老金上更好地得到体现。同时，通过基本养老保障、养老金个人账户及所得税减免等方式帮助低收入人群积累养老财富，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三，探索灵活弹性的从业就业形态，加强年休假相关政策法规的落实，鼓励业务骨干和高级专家以返聘、兼职等形式继续工作，以提升高人力资本人群的劳动参与意愿，避免人力资源浪费。
其次，加强统筹、规划和引导，积极培育银发经济，满足老年人需求和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与国外文献中的典型事实不同，本文发现，我国城镇居民退休后的消费水平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退休后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这体现在食品、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增加。政府要推动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医疗和老年用品等行业的规范发展，完善相关的安全标准和市场监管，保护老年人消费权益。同时，要引导老龄产业发展，支持适老化产品的研发制造，提升老年人文化娱乐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满足人民对健康、幸福晚年生活的美好期望。
最后，“退而不休”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部分低龄老年人仍有意愿参与工作、继续创造社会价值。政府应鼓励人们“老有所为”，为有能力的、有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中老年人在退休后再就业的雇佣方式往往较为灵活，甚至是非正式的。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口成为“零工经济”的参与者，在互联网平台上匹配需求方，灵活地就业从业。政府应当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切实保护好“退而不休”人员的生产安全和劳动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