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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废除跪拜礼:中国礼仪制度的近代转型

创作时间:
2025-01-21 17:25:53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辛亥革命废除跪拜礼:中国礼仪制度的近代转型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跪拜礼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仪形式,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更是时代精神和社会变迁的缩影。从先秦时期的“稽首礼”到清朝的“三跪九叩”,跪拜礼经历了多次演变和发展,最终在辛亥革命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01

跪拜礼的起源与发展

跪拜礼最早可追溯至《周礼》中所记载的“九拜之礼”,这一礼仪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当时的社会普遍采用席地而坐的方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采用跪坐的姿态。在这种背景下,向他人表示敬意时,只需身体前倾并挺直腰杆,臀部离开脚跟,即转变为跪姿;若双手触地,则成为拜姿。这种礼仪在君臣之间的交往中尤为常见,双方皆跪坐交谈,臣下在表达敬意时则行“稽首礼”。

进入汉朝,尽管跪坐的传统继续沿袭,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跪拜礼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这一时期的一些壁画中仍可见到人们跪坐的形象,反映出跪坐文化的延续。

02

从席地而坐到高型坐具的转变

到了五代至宋朝,随着高型坐具如椅子的普及,人们的坐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不再席地而坐,跪拜逐渐成为一种刻意为之的动作,其尊卑色彩也变得更加明显。在宋朝,大臣们在正式的仪式典礼上才会向君主跪拜,而在日常觐见时则多采用站立或揖拜的方式表示尊重。

03

跪拜礼的强化与极端化

元朝时期,君臣关系被视为一种主仆关系,大臣在向皇帝上奏时必须下跪,这种做法具有强烈的卑微与谄媚色彩。明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强化了跪拜礼的要求,朱元璋甚至规定臣下见皇帝时必须下跪,下级向上司禀事时也需行跪拜礼。《大明会典》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

清朝进一步发展了跪拜礼,不仅要求臣民对皇帝跪拜,还加入了磕头的环节,分为不同的形式,如“一跪三叩首”、“二跪六叩首”、“三跪九叩首”等。清朝皇帝还要求外国使节行跪拜礼,如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访华时发生的礼仪争端,反映出天朝秩序与现代平等外交理念之间的冲突。

04

辛亥革命后的礼仪变革

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跪拜礼也随之退出了国家政治生活。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上,内阁大臣们首次摒弃了跪拜礼,改行三鞠躬礼。这一变化不仅是礼仪上的革新,更是时代精神蜕变的象征。

跪拜礼的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发展,也折射出君主权力的加强与士大夫地位的变化。从宋朝士大夫敢于直言进谏,到元明清时期大臣地位的急剧下降,直至辛亥革命后跪拜礼的废除,这一系列变化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建专制走向共和民主的过程。尽管物质上的跪拜已被废止,但在精神层面上,如何摆脱旧时代的束缚,实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05

稽首、顿首、叩首:三种跪拜礼的区别

稽首是古代最隆重的跪拜礼,起源于先秦时期,盛行于秦汉以后。《周礼》有云:“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此言道出了稽首的基本性质——它是臣子对君主表示最高敬意时所使用的礼节。

在行礼时,行礼者需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或右手按左手,历史记载略有不同),拱手于地,头缓缓至于手前地面上,停留片刻后,手在膝前,头在手后,缓缓而起。这一过程中,行礼者的头部需长时间贴近地面,以示恭敬至极,无以复加。

稽首之所以被视为最高规格的跪拜礼,是因为它不仅仅是身体姿态的低下,更是心灵深处对尊贵对象的无限敬仰。在古代社会,君主被视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稽首成为臣子向君主表达敬意的不二之选。稽首也常用于祭祀天地、祖先等场合,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顿首相对于稽首而言,其恭敬程度稍逊一筹,但仍是古代非常正式的跪拜礼之一。《周礼》中对顿首的解释为:“顿首,拜头叩地也。”从字面上理解,顿首即是以头叩地,但不同于稽首的是,顿首时行礼者的头部并不需长时间贴近地面,而是稍作停留后即迅速抬起。

顿首在古代社会中的应用范围较广,除了用于臣子对君主表示敬意外,还常用于平辈之间的交往。此外,在祭祀活动中,若祭祀对象非至高无上之神祇,亦可采用顿首之礼。

叩首又称磕头,是古代民间最为常见的跪拜礼之一。与稽首、顿首相比,叩首的礼节性稍弱,但在表达敬意方面,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行礼时,行礼者需屈膝跪地,双手扶地或抱拳于胸前,然后头部连续三次触地,每次触地后都需稍作停留再抬起。这种礼节因其动作简单、易于操作而深受民间喜爱。

叩首在古代社会中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从家庭内部的日常问候,到节日庆典的祭祀活动,再到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的仪式中,都能见到叩首的身影。它不仅是表达敬意与感激之情的方式,也是维系家庭伦理、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06

跪拜礼的现代变迁

在今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下跪已基本完全消失,但中国新年期间除外——因为很多地方在拜年时,仍然有下跪磕头的风俗。有的地区是自己家中对长辈下跪,有的地区则是挨家挨户下跪。而这也导致每次过年,网上都会有相关的争议:一派认为这么拜年既不便又不雅,显得落后,应该废除;另一派则认为这是华夏传统礼仪,应该得到弘扬和保留。

其实这一类地方风俗,到底该保留还是该废除,应该取决于当地人的态度,并不需要远方的网民来为之争论。但是要说“下跪磕头是华夏传统文化”,那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实际上我们今天熟悉的三跪九叩,并非汉人传统礼仪,反而是典型的“胡礼”,是辽金元时期从草原传入,并最终在清代定型。

席居时代的重礼是避席礼

而中国上古只有拜礼,拜强调的是手部动作,很多拜礼头是悬空的,并不需要触地。且拜礼根源于席居,是跪坐时代非常普通的礼仪,并没有太强的尊卑差异。众所周知,中国人从商周到汉唐,都是跪坐在席子上的。这一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于日韩和东南亚多国,不过在这些国家如今也是多见于农村,少见于城市了。而中国则是从唐末宋初开始,就改席为凳,从席居时代进入了高脚家具时代。

而席居时代的坐姿,就是小腿及地,臀部放于脚踝处,所谓席地而坐就是如此。现代人类学家发现,跪坐跟坐在椅子上相比,肌肉的活跃度要高出5-10倍,对腰和背都有好处,是一种很健康的坐姿。但这种坐姿久了容易小腿酸麻,于是古人就发明了支踵——放于臀部下的独腿小凳子,外观上仍是跪坐,但膝盖和脚踝会轻松很多。

这种坐姿在今人看来就是下跪,是一种尊卑感很强的重礼。然而在古人看来却只是在端坐休息,并没有任何行礼的意思。而当古人已经坐好,又要向客人致礼时,会就着跪坐的姿势行揖礼——这就是跪拜了。正因如此,跪拜在古人看来是较普通的轻礼,就是坐着弯了一下腰。比如范雎游说秦昭王时,文献记载昭王“跪而请”。而游说结束后,则是“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与之相反,古人表示尊敬的重礼,居然是起立离座站直,称之为“避席礼”。

古人认为下跪是休息,跪拜是轻礼,起立才是重礼,关键就在于动作幅度:现代人休息时习惯坐凳子椅子,起立只是起身的第一个动作,既常见幅度又小,自然会被作为轻礼;而从坐凳子转为下拜,要先起立,然后跪下,最后行拜礼。动作剧烈幅度很大,自然会被视作重礼。而古人休息时本来就是跪坐的,下跪只是坐下或起身时的第一个动作,幅度很小且很日常。下拜也只是坐着的时候,顺势弯下腰抬个手,也不是大动作,不给人以强烈的尊卑感。反倒是起身离座,动作很大而且刻意,是非常隆重的礼仪。

所以我们看周代到汉代,君臣互拜是很常见的,因为本来就是日常礼仪,跟现代人坐着互相鞠躬差不多。君王在封臣民为高官时,甚至要先行拜礼,然后由臣民回拜,这就是“拜将”“拜相”的由来——“汉制,皇帝为丞相起”,实际上人家享受的不仅是君主的拜礼,还有更隆重的起立。而且拜礼最多只能行两遍,也就是所谓的“再拜”。超过两遍要么是祭天,要么就是求饶的死囚,不属于正常人之间的礼仪了。

跪拜改成站着鞠躬作揖

故而唐末宋初改席为凳后,汉人日常就废除了跪礼——因为坐于席上时,跪拜只相当于弯腰作了个揖。所以席坐废除后,跪拜就自然改成了站着鞠躬作揖。宋代常朝时,官员就不向皇帝下跪,而是作揖。我们看各种宋代笔记、小说,也到处是“唱喏”“叉手”“万福”,没有向尊者跪拜的。《宋史纪事本末》里,文天祥见了元丞相,长揖不拜,还说:“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文天祥所谓的南北,其实就是汉与蒙元之分了。

蒙古流行跪礼

蒙古流行跪礼,跪的适应范围广:见面跪,领命跪,道谢跪。后来窝阔台登基,耶律楚材还将跪礼正式写入典章。元朝入主中原后,就把跪拜礼带了过来。元人姚燧的《牧庵集》记载:“方奏,太史臣皆列跪。” 这一礼仪,与元朝将君臣视为主奴关系的观念也十分合拍。然而这一习俗影响到的主要是北方地区。元朝成书的《事林广记》在介绍跪礼时提到,“南方不行此礼,所以要印书发扬”,可见元朝时华南就已经很少见到跪拜了。

而元朝的跪礼也不是蒙古人首创,当是继承自辽金。《松漠纪闻》记载契丹人的跪拜礼:“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记载了女真族跪拜礼:“其礼则拱手退身为喏,跪右膝,蹲左膝著地,拱手摇肘,动止于三为拜。”

到了明代,朱元璋多次下令禁止行跪拜礼,恢复传统汉族揖礼。《明实录》载“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命省臣及礼部官定为仪式,其余一切胡礼,悉禁勿用”。明代皇帝出行时,官员也是行揖礼,不需要跪拜。很多古画里,明朝帝室出巡的时候民众都可跪可不跪。

满清入主中原后,跪拜礼又被恢复。满洲人作为女真人的一支,保留了辽金以来的胡人跪礼,并泛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首次发明了三跪九叩,用来作为臣子见皇帝的大礼。清代百姓见官员须先行跪拜、下级官员晋见级别相差较大的上级时要行跪拜礼等等。这种礼仪以北京为核心向四周扩散,而在南方地区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古代的拜礼,是左手压右手,然后头放在手上。而清代的磕头是两手支在两边,头在中间往地上磕。

晚清民国时期翻译家包天笑,就在《青州府往事》中记载了这种差异:“青州府中学堂后,有一事,觉得很难忍受。便是学生见了老师,必定要‘请安’。所谓请安者,就是屈一膝以施敬礼,那个风气,是满洲入关带进来的,在北方是盛行的,而且他们已习惯成自然,见了尊长,必须如此。即使一天见几回,便请几回的安,在路上遇见,亦当街请安。可是我们南方人,实在觉得不惯。我一到学堂,便想改革此风。一则,像那种屈膝请安,不免带有奴性。”

今天北方点状分布的跪礼,核心动作仍然与辽金跪礼还有满清“请安礼”非常接近,尤其是那个按膝盖的动作。而在传统保留较好的华南,并不存在向活人磕头的礼仪,上坟和家祭也较少下跪或磕头。

严禁向活人磕头

我老家在长江中游,传统礼节就是严禁向活人磕头,跪下磕头只能用于葬礼和祭神。正因如此,向长辈下跪磕头在我老家是严禁的,因为这个动作等同于在咒人去世。家祭也是从不磕头的,烧纸就好。上坟更是不管辈分和性别,全部只站立抱拳,向墓碑鞠躬三次——毕竟长江中游那破天气,坟山上永远是泥雪。

而即使在我老家的葬礼上,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磕头:寿器要在堂屋停放三天,寿器前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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