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与史墙盘：西周历史的青铜见证

利簋与史墙盘：西周历史的青铜见证

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的一次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出土的这件青铜簋，因其主人名为“利”而得名“利簋”，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作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利簋不仅以其精湛的工艺令人赞叹，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证据。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重7.95千克。其造型独特，侈口，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连铸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龙纹，圈足部位装饰夔龙纹带，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均以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

然而，利簋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是其内底所铸的4行32字铭文。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著名的“牧野大战”。铭文内容如下：

“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这段铭文不仅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代文献中关于武王克商在甲子日的记载，还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通过碳14测年和天文学计算，专家们确定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一发现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关键的参考。

如果说利簋是武王伐纣的见证，那么史墙盘则是一部浓缩的西周史书。1976年，与利簋同年出土的史墙盘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庄白村被发现，这一巧合似乎暗示着两件文物之间某种神秘的联系。

史墙盘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重约12.5公斤。其造型宏大，腹部饰有华丽的凤鸟纹，圈足饰有变形凤鸟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真正让史墙盘名垂青史的是其内底铸有的284字铭文。

铭文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颂扬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恭七位周王的功绩，与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相吻合；后半部分记述了作器者史墙及其家族的历史，填补了西周历史的一些空白。这些铭文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还展示了散氏家族在周朝的兴衰历程。

利簋和史墙盘不仅是珍贵的文物，更是周礼文化的物质载体。在周代，青铜器不仅是实用器皿，更是礼制的象征。《礼记·曲礼》中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成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是指导人们生产、生活的准则。

在周礼中，青铜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规格的青铜器，体现了礼分权责、权责对等的规则。例如，簋作为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皿，与鼎配套使用，供奉在神坛上祭祀祖先上帝。簋的使用数量与鼎相配合，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利簋和史墙盘虽然都是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但它们在功能和意义上有所不同。利簋作为武王伐纣的见证，其历史价值在于提供了具体的历史事件记录；而史墙盘则更像是一部“青铜史书”，通过长篇铭文展现了西周七代周王的功绩和家族历史。

从工艺上看，两件文物都体现了西周青铜器的高超工艺。利簋的饕餮纹和夔龙纹展现了西周早期的装饰风格，而史墙盘的凤鸟纹则体现了西周中期的艺术特色。两件文物的铭文都是研究西周金文书法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利簋和史墙盘作为西周文化的瑰宝，不仅展示了当时精湛的青铜工艺，还记录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中国古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两件文物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西周历史的神秘面纱，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个古老王朝的辉煌与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