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疆域里的北京:一座融合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会
元朝疆域里的北京:一座融合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会
公元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抵达“汗八里”时,宫城刚刚封顶。他目睹了一座东方大都会的诞生。这座城市,就是元大都,意为大汗之城。
横跨欧亚、迈逾前古的大蒙古国正值壮年,元世祖忽必烈认为,“属以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1267年,他决定在原金中都的东北郊、以琼华岛为中心,营建一座新的都城,史称“元大都”。北京从此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元大都的规划建造融合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是各民族相互融合、各民族文化互动共生的生动体现。
元大都由元代科学家刘秉忠规划建设,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代京师。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元朝是由蒙古族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大都的规划建造融合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是各民族相互融合、各民族文化互动共生的生动体现。因此,元大都的建造,在中国古代建筑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元大都整体格局体现出鲜明的农耕文化特色。元世祖忽必烈在取得皇权之后,就着手在中原地区建立一座都城,来取代蒙古国原来的都城和林。他在经过反复思考后,决定在金中都旧城的东北面建造一座新的都城。这座都城,是一座平地而起的都城,为此,他在选定以金朝旧行宫大宁宫作为皇城中心之外,又在皇城北面设定了一个基准点,作为整个都城的中心,这个基准点被称为“中心台”。这座通过设置基准点来建造的都城,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都城建造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正是在以这个基准点为坐标的情况下,一座南北略长于东西的长方形都城建造起来。据《元史·地理志》记载,“京城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而在这座新建的都城里,作为元世祖忽必烈最重要谋臣的刘秉忠,进行了精心的规划。而他规划的主要依据,就是《周礼·考工记》中的都城理想模式,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刘秉忠在建造大都城时,基本上遵循了这个规划的原则,把太庙(即祖)设计在了皇城左边的齐化门(今朝阳门)内路北,而把社稷坛(即社)设计在了皇城右边的平则门(今阜成门)内路北。这种规划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特色。
与此同时,刘秉忠又从都城正南门丽正门(今天安门的位置)向北一直到中心台,设计了一条都城的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坐落着皇宫正殿大明殿及延春阁等主体建筑。再向北延伸,就是坐落在中心台南北两侧的鼓楼和钟楼。鼓楼在南,钟楼在北,鼓楼为阳,钟楼为阴,同样体现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重要特色。钟鼓楼往北,则没有轴线延伸。同样体现出“八卦”方位在都城建设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今天见到的旧鼓楼大街,应该也是元代建造的,特意往西侧偏了一些,则是要避开“坎位”的险地。
元大都皇城布局具有浓郁的游牧文化特色。“逐水草而居”是蒙古民族古老的生存生活方式,喜欢追逐有水草的地方居住生活。这种游牧民族文化和居住习惯,在元大都皇城的建筑布局上也有深刻体现。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把皇城设置在金代行宫大宁宫(又称万宁宫等)的基础上,正是因为这里有一大片水域,称太液池(今北海及中海)。元大都皇宫的主体宫殿皆是围绕太液池建造的。当时在太液池东岸,建造有大明宫及延春阁两组宫殿,大明宫是供元朝帝王举行重大活动和居住的场所,而延春阁则是皇后居住和活动的场所。而在太液池西侧,则建造有皇太子和太子妃居住的东宫。至元成宗时,东宫改称隆福宫。
1307年元成宗死后,元武宗、仁宗兄弟发动宫廷政变,夺得皇权,元武宗即位,封其弟为皇太子,入住隆福宫。而元武宗为其母皇太后在隆福宫北侧又建造了一组宫殿,称兴圣宫。这样,以太液池为中心,东西两侧各建造有两组宫殿群,从而形成了帝王与后妃在东侧、皇太子与皇太后在西侧,环绕太液池居住的建筑格局。这种格局,体现出游牧文化中“逐水草而居”的特色。
在元大都的皇城里面,不仅建筑格局,就连宫殿内部的物件陈设也充分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色。如在皇宫正殿大明殿里,元朝帝王岁时要举办“大聚会”等各种宴饮活动,故而在这里陈设有供饮酒之用的大玉瓮和木质银裹大漆瓮。大玉瓮今存于北海公园的团城之上,而大漆瓮今已不存。据相关文献记载,大漆瓮高达一丈七尺,可装酒数十石。特别是在酒瓮上用银和雕漆作为工艺来制作,显示出当时皇家用品高超的制造技艺。这种大酒瓮显示的也是游牧文化特色。
另据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记载,在大明殿里,又设置有七宝云龙御榻,是元朝皇帝的宝座,同时又设有皇后的座位。两边又设置有侍宴坐床,作为诸宗王和百官的座位。而在大玉瓮和大漆瓮之外,又设置有雕象酒桌一张,应该是摆放各种食物的地方。这些陈设也带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元大都皇城之内,设置有多处“马湩室”与“温石浴室”。马湩室是皇宫里面制作马奶酒的地方。蒙古游牧民族在草原上专门发明了一种造酒技艺,即用马奶造酒,称为“马湩”。这种马湩,被蒙古帝王视为十分珍贵的饮料,每当祭祀神灵和祖先的时候,都要用到马湩。而在“大聚会”上,这种马湩也是不可缺少的饮料。而“温石浴室”,顾名思义,应该就是“土耳其浴”或是“桑拿浴”。这种卫生习惯也不是中原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习俗。
元大都内的其他民族特色文化。在元世祖建造的大都城里,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为这座新都城注入了文化活力。与此同时,各种原来不曾出现的特色民族文化也都汇聚到这里,如远在西部的藏传佛教文化、远在西域的伊斯兰文化等等,都以各种方式汇聚到大都城来,使这里真正成为了一座国际大都会。
1252年至1254年,忽必烈在远征云南途经西藏地区时,就与藏传佛教有了较多的接触。及他定鼎大都城前后,遂将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请到大都,并为八思巴建造了大圣寿万安寺(今妙应寺),又在寺中建造了一座藏式大白塔。妙应寺白塔始建于1271年,建成于1279年,是北京最早的藏传佛教佛塔,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藏式佛塔。
在元朝建立的过程中,大批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随之进入中原地区,并且来到了大都城,这些人被统称为“色目人”。同时带到这里的,还有长期盛行于西域各地的、独具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元朝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司天台,来弘传波斯文字和伊斯兰历法。波斯文字也被政府规定为主要的官方文字之一。后人曾有“元代回回遍天下”的名言,就是描述的伊斯兰文化在大都及各地的传播与融合。
元大都在设计规划和建造过程中,把这些不同源流的特色文化,包括中国古代传统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以及域外的伊斯兰文化等有机融为一体。而文化大融合又进一步深化民族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1964年到1974年,元大都考古队第一次对元大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古勘查。时隔半个世纪,2024年,《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出版。
上世纪60年代初,赵正之患肺癌,无力写出他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学家宿白的建议下,他们的学生、刚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徐苹芳每周到医院一次,记录下赵正之的口述。
这是关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及其承载的思想的重要问题。究竟哪种观点正确,有待新发现特别是考古发现来判断。
正值绘制北京历史地图,明清北京城的格局延续到近代,绘制并不难,唯独元代难以确定。1963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组成元大都考古队,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徐苹芳主持勘查发掘工作。
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座古都开展考古,又是从未遇过的挑战。
徐苹芳指出,中国古代城市遗址就保存形态而言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种,处于田野中的早期城市,可以按常规的考古学方法进行钻探发掘。第二种,城市在原址使用时间很长,古代城市遗迹处于现代城市地下,很难进行大面积的勘探发掘。他将其称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唐宋以后的城市多属于此类,元大都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此之前,对于“古今重叠型城市”,没有主动进行考古发掘的先例。这是个意义重大的挑战。“古今重叠型城市”占了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城市的后半段,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考古方法,等于将中国历史时期城市的考古放弃了一半。
幸运的是,元大都还有三分之一没有被后世城市建筑叠压,明初废弃后,成为郊野。
上世纪60年代,北京北郊仍能看到元大都北城墙“ㄇ”形的土丘遗迹,后来加入元大都考古队、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蒋忠义常骑车去转悠。“夯土城墙高得很,起码还得有个六七米高。”他记得,“保存最好的是元代东北城墙。”
徐苹芳决定,从这里开始。
“徐苹芳先生比较重视城市的布局,街道布局、胡同多少米一条,是不是跟文献记载一样。”蒋忠义说,第一步就是把这些搞清楚。
考古工作开始不久,他们就将目光投向了中轴线。时隔近60年,85岁的蒋忠义依然记得清楚,“我们在进行这项考古钻探时是十分慎重的,对拟定的两种观点中中轴大街所经过的地方都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钻探”。
从旧鼓楼大街南口向南,没有发现任何路土痕迹。“这说明,旧鼓楼大街以南不存在南北向的大街,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以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为元大都中轴线的传统说法。”蒋忠义说。
在景山山后正中,他们发现了“千层饼似的”土层,这是路土的特征,说明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大街,测得东西宽约28米。这条大街正从元大都宫城正北门厚载门遗迹的正中穿过,向北与今地安门内大街衔接,北对今天的鼓楼。
报告写道:“钻探结果证明,赵正之先生提出的元大都城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中轴线,两者相沿未变的论点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考古队开始在明清北京北城垣外、元大都土城内,也就是安贞门南北大街以东、光熙门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
即使在今天,开车环行这里也要一两个小时。当时除了零落的村庄,全是荒地,寻找地下的“汗八里”,全靠“一铲一铲地探”。
一戳、一带,观察判断探铲带上来的土质、土色。密的时候,六七公分就要打一个。每钻探一段要再打探沟,观察剖面来复证。“说说容易,但探的话很难。”蒋忠义说。
几片地点
2024年出版的考古报告提供了详细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元大都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相重合,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故宫内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元代皇宫遗址的存在。考古人员发现了元代地层、大型宫殿建筑遗址等,这些发现对于研究紫禁城元明清三代历史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具有重要价值。
元大都作为一座国际大都会,不仅融合了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还汇聚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多元文化。这种文化融合不仅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布局上,还反映在宗教建筑和文化设施中。例如,妙应寺白塔是藏传佛教文化的象征,而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司天台则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元大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融合对现代北京产生了深远影响。北京的城市格局、中轴线布局以及多元文化共存的特点,都可以追溯到元大都时期。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街头,还能感受到那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元大都不仅是北京历史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