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法会增入地藏菩萨：明清佛教本土化的重要体现
水陆法会增入地藏菩萨：明清佛教本土化的重要体现
地藏菩萨信仰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地藏菩萨信仰经历了多次变革，特别是在晚唐五代和明清时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面貌。本文将探讨地藏菩萨信仰的发展历程及其在水陆法会这一重要佛教仪式中的体现，揭示地藏菩萨信仰中国化的深刻内涵。
地藏菩萨信仰的建立与发展
地藏菩萨文化起源于印度，但直到公元4世纪末，随着《佛说罗摩伽经》的传入，地藏菩萨法门的经典、仪轨与文献系统才开始在中国建立。隋唐时期，《占察善恶业报经》和《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的译出，进一步推动了地藏菩萨信仰的发展。
晚唐五代时期是地藏菩萨信仰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经典广泛流传，地藏菩萨从普度六道的大菩萨转变为地狱救苦的幽冥教主。明清时期，地藏菩萨信仰进一步发展，九华山成为其道场，"地藏三经"被重点弘扬，地藏菩萨的法门与思想被整理出更为简洁清晰的仪文，推动了地藏菩萨信仰的普及。
如今，地藏菩萨在中国被尊奉为"四大菩萨"之一，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为精神，其信仰在中国有着非凡恒久的影响力。
水陆法会与地藏菩萨信仰
水陆法会是中国佛教中最具代表性的追荐救赎法事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梁武帝时期。据宋代宗鉴法师所撰《释门正统》记载，梁武帝因夜梦神僧，产生作水陆普济群灵之想，在宝志禅师的劝说下，制成了水陆仪文，并在金山寺举行了首次水陆法会。
从宋代以后，水陆法会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重视。元明清三代中最为盛大的水陆法会，几乎都是由朝廷设立的。北宋绍圣三年（1096），宗赜集前代仪轨删补校定，完成了《水陆仪文》四卷，盛行一时。南宋志磬法师撰有《水陆新仪》六卷。明代莲池大师祩宏稍作修改，集成了《水陆仪轨》六卷。清代仪润法师对此进行了参照，撰成了《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六卷，流传至今，为当今汉地寺院所用的"水陆法会仪轨"通行版本。
在清代撰成并流传至今的《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中，地藏菩萨名号及法门在内坛法事仪轨中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在内坛法事"奉请上堂"的二席，一心奉请"一切尊法"之处，即地藏菩萨经典"地藏十轮经"被作为尊法、经宝，在法会"奉请上堂"部分被祈请。第二次，仍是内坛法事"奉请上堂"中，在"第三席"的一心奉请"诸菩萨僧"部分："一心奉请文殊师利，八万大士，普贤大师……日藏，月藏，虚空藏，金刚藏，地藏等，诸大菩萨。"第三次，在"奉供上堂"的"三席"，奉供"诸菩萨僧"处："贤首善财知识众，日藏月藏地藏俦。"第四次，在"告赦法事"之后的"诵地藏经上供法事"中："两位香灯各讽《地藏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部，三卷须一气诵完。"
前三次皆出现在奉请和供养诸菩萨与经典的部分，地藏菩萨及"十轮经"是作为重要菩萨与经典代表被迎请的。而第四次则较为特殊，即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成为水陆法会内坛法事的环节之一。水陆法会所要完成的主要是两件事：上供与下施。法事待"奉供上堂"结束后，"上供"佛法僧三宝和获得福田功德的部分已经结束。而告赦法事、念诵地藏菩萨，下堂召请六道众生于诸席临坛，则是"下施"的开始。
在此，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对水陆法会而言，《地藏菩萨本愿经》究竟有何不同意义，为何不像其他经典一样在外坛诵读？
《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地藏三经"中出现最晚，但流传最广的经典，其核心是地藏菩萨救度六道众生尽令解脱，自身方成佛道的本愿精神。而全经三卷则处处讲述着"地藏菩萨累世以来救度六道众生的大愿"、"释迦牟尼佛付嘱地藏菩萨于未来世救度六道众生"、"地藏菩萨宣说的六道众生如何得度的种种法门"的内容。救度六道众生，是地藏菩萨本愿的核心，同时也恰恰是水陆法会下堂的主旨。因此，安排"诵《地藏经》上供"在法会的上下堂之间，就有了三层意义：一者，用经典祈请地藏菩萨及其法门的神通力，以更好地圆满对六道众生的召请与救度；二者，以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功德力，昭示法会将依奉地藏菩萨救度六道众生的"发愿"来贯彻整个下堂的召请、奉供；三者，以《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指导所有与会众生，如何得脱或者不复堕恶道，并脱离六道，毕竟成佛。因此，"诵《地藏经》上供"在水陆法会中不仅承上启下，还总领了整个"下堂"，意义重大。
然而，水陆法会仪轨中并非一直这样重视地藏菩萨及其法门。实际上，在南宋志磐法师撰写、明代莲池大师祩宏重订的《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地藏菩萨的名号。这意味着直至清代，地藏菩萨及其法门才第一次被加入水陆法会的仪轨之中。在《水陆大意纶贯》一文中，清代仪润法师也提到了为何在重订水陆仪轨的时候加入了地藏菩萨法门："地藏菩萨，乃冥阳普度之誓愿最深重者。原本不请，以地藏十轮等经，梁代尚未来震旦，故以今论之，似为缺典，故兹于第二席，增入地藏十轮经，第三席，增入地藏菩萨……或亦古师所许也。"这段话中"地藏菩萨，乃冥阳普度之誓愿最深重者"的认知，其实又一次回应了上文中为何安排"念诵《地藏经》"的讨论。而"故以今论之，似为缺典"则侧面反映出清代地藏菩萨及其经典的发展已然十分兴盛，这实际上也是水陆法会仪轨中加入地藏菩萨的重要原因。
明清追荐救赎法事与地藏菩萨信仰的中国化
水陆法会作为明清最具代表性的追荐救赎法事之一，其仪轨文本始于"阿难遇面然鬼王"的典故，而根本的经典依据在于不空三藏所译的密教经典《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等。水陆法会在唐末趋于湮没，又在明清时期逐步丰富仪文，得到发展并流传至今。
而就地藏菩萨信仰而言，水陆法会的根本经典是从印度传译入中土的，其中并没有提及地藏菩萨，水陆法会最初的仪文中也并未提到地藏菩萨，却在明清时期将地藏菩萨名号加入仪轨中，又将地藏菩萨法门定为仪轨中意义特殊的核心环节。这背后所反映的是，地藏菩萨信仰在明清时期产生的变革与发展，以及地藏菩萨信仰的中国化。
佛教在明清两代的发展变革历程中，从"出世"转向"入世"，高度体现出"中国化"的特征；在佛学思想、佛典刊印、佛教艺术方面，对前代佛教发展的成果进行了融合总结，广泛吸收了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内容，从而形成特点更明晰、涵盖性更广的佛教系统。在此背景下，地藏菩萨成为中国四大菩萨之一，地藏菩萨法门进入了中国佛教信仰影响力更为广泛的追荐救赎法事仪轨中，唐代新罗僧人释地藏卓锡过的九华山在此时期成为地藏菩萨道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水陆法会在明清时期增加地藏菩萨名号，并将其法门定为仪轨的核心环节，一方面体现了明清时期地藏菩萨信仰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继承了唐末五代后地藏菩萨从"六道救苦"到强调"地狱救苦"的功德特征转变，使隋唐以来地藏菩萨信仰的变革都被确定了下来，更展现出了地藏菩萨信仰中国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