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产生活揭秘：每月40银元的体面与艰辛

民国中产生活揭秘：每月40银元的体面与艰辛

提到民国时期的中产阶层，很多人脑海里可能会蹦出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里的那些人物。优雅的穿着、体面的生活，似乎那个时代的中产阶层就是一群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小资。但，这真的是他们的真实生活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穿越到那个动荡却又充满烟火气的年代，看看民国中产阶层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们是谁？中产阶层的“人设”长什么样？

民国时期的中产阶层，有点像今天的“白领”群体。他们大多是教师、律师、记者、政府职员、银行职员这些职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也比社会底层的劳力阶层高出一大截。

以当时的上海为例，一名记者或编辑的月薪大约在40到100银元之间；中学教师收入稍微低一点，但也有40到80银元左右；而新式商店的普通职员，收入大概是20到60银元。

听起来是不是还不错？但别急，收入高归高，支出同样不少，尤其是在上海这种“民国魔都”，衣食住行的成本可不低。

一个月40银元，够不够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

先说住，当时上海的石库门房子——那种有电灯、自来水的一层楼，月租大概是10银元；如果是普通的一间厢房，房租大约7银元。

再说吃，米价在1920年代的上海，每百斤大概8到13银元不等。而且根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记载，当时一块银元能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个鸡蛋只要一两个铜板，一包烟三个铜板，剃个头八个铜板，生活成本看似还算友好。

至于出行，人力车起步价大约十个铜板，电车更便宜，只要一枚铜板。凭借他们的工资，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问题不大。

不过，这种生活的“体面”，更多是建立在对物价和支出的精打细算上的。要是你觉得他们日子轻松，那就大错特错了！

真实的中产生活：账簿里的“人生百态”

还好，民国人有个优良传统：爱记账。通过一位名叫董士沅的账簿，我们得以一窥民国中产的生活细节。这位董先生，来自江苏常州，在安徽符离集负责一家粮栈的运营，算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

根据账簿记录，董士沅的收入主要来源有：

基本工资：每月25银元；
过节费：春节、端午、中秋，每次3到4银元；
膳食费：每月16银元；
奖金：年底发62.5银元；
其它偶尔收入：比如房租、利息等。

总的算下来，他每月的平均收入约46银元，如果加上投资、房租等，月入能达到103银元。乍一看，他的收入比普通百姓高出不少，但别忘了，他上有老下有小，开销自然也不少。

吃穿住行：南方人家的精致与讲究

在董士沅的账簿里，开支最多的部分自然是“吃”。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他的饮食充满了江南特色：鱼、虾、蟹是餐桌上的常客，还有鸡蛋、水果、符离集有名的烧鸡。尤其是白鱼和对虾，这两样是他的最爱。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比起普通人家，董先生的伙食档次还是高了不少。

住的方面，董士沅租了一座宽敞的大房子，每月房租4.5银元，性价比相当不错。而且每次回老家，他都不住乡间老屋，而是选择在镇上住一晚，宁愿多花点钱，也不降低生活品质。

出门更是讲究，靠双腿走路？想都别想！董先生出行基本靠人力车，这可谓是那个年代“有身份”的象征。

娱乐、医疗、人情往来：生活不是只有柴米油盐

除了吃喝住行，董士沅的账簿里还记录了不少“非必要消费”。比如，他不爱看电影，但喜欢洗澡、修发和去茶馆喝茶。修一次发只要两角钱，而泡茶馆是他为数不多的消遣。

医疗开支则是账簿里的“大头”。1936年，他的父亲生病，挂号、检查、买药一共花了6.5银元，相当于一个月的房租！可惜，最终父亲还是没能挺过这场病。随后，丧葬费更是花了100银元，足足是董士沅两个月的工资。

人情开销呢？也不少！有趣的是，他经常赏给帮忙倒便桶的学徒一角钱。上街买东西，只要稍微重一点，他就会雇人送货上门，哪怕其实自己能提回去，但为了“有面子”，他宁愿花这笔钱。

战争来了，中产阶层的危机也来了

在和平年代，董士沅的日子虽然忙碌，但总体还算安稳。然而，随着日本侵略的脚步逼近，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粮栈被迫关闭，他留守观望局势。与此同时，他拿出10银元购买救国公债，还捐了不少钱给援绥军、抗日救济会等组织。

战火蔓延，家乡亲人的安危成了他的心头大事。1938年，他一年邮寄了28次物资和信件，比1936年翻了几倍。这年邮费就花了16.37银元，不仅因为邮费涨价，还因为寄得实在太频繁。

从体面到节俭，战火中的中产阶层

战争打乱了董士沅的生活节奏。粮栈彻底停业，他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无奈之下，他将家宅以16银元的价格出租，自己搬到更小的房子里住，房租从4.5银元涨到6银元，虽然省下了一些差价，但日子远不如从前宽裕。

吃的也开始变得简单，肉类减少，水果基本不买了。最爱的洗澡、修发次数也少了。甚至下乡收租时，吃的都是馒头、咸菜加开水，完全没有战前的精致派头。

更糟糕的是，伪政府的苛捐杂税让日子雪上加霜。为了办一张“良民证”，就得花1.2银元。董士沅甚至开始迷信，账簿里出现了不少请人看相、算命的记录。

战争才是中产阶层的最大敌人

董士沅的最后一笔账簿停留在1942年2月，不知道是他停止了记账，还是发生了别的变故。但他的账簿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窗口，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中产阶层是如何生活的。

他们的生活看似体面，但却脆弱得不堪一击。和平时代，他们努力精打细算，维持一份优雅和从容。而战争一来，这种体面便被无情打破。

如今，我们的生活是否比他们更稳定？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们是否也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这些问题，或许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