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太学：儒学教育中心的政治化演变
汉代太学：儒学教育中心的政治化演变
汉代太学作为中国古代最高的官方学府，不仅是儒学教育的中心，更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本文将深入探讨太学的设置背景、教育内容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揭示其在儒学垄断下的独特面貌。
太学的设置：“养天下之士”
太学，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官方学府，其原型可追溯至三代的大学。商朝时期就有大学的记载，《礼记》中提到“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西周时期，大学发展至五所，包括成均、上庠、辟雍、东序、瞽宗，诸侯的大学则称为“泮宫”。这些大学主要培养王族子弟，体现了“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特征。
西周之后，私学兴起，官学逐渐衰落。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兴办养士之学，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其中的代表。秦朝统一后，设置博士官，但推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教育发展受到限制。
汉朝初期，文化政策相对宽松，民间私学重新兴起。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推行“独尊儒术”。前140年，汉武帝下令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前136年又设立五经博士。前134年，董仲舒建议修建太学，汉武帝最终采纳，于前124年设立太学，博士可以拥有50位学生，这些学生就是太学生。
太学中的博士和太学生
最初的五经博士有14位，基本由学术大师担任。到了东汉，博士的选拔开始出现举荐和考试结合的方式。博士的标准非常高，不仅要求学术水平高，还要求道德上有风范，并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通常要50岁以上。博士的年俸禄达到了400石，到宣帝时期达到了600石，和刺史的俸禄一样，高于县长。在礼仪上，博士可与高官同列，博士还可以参与政治谈论，甚至直接进入公卿之列。
太学生的选拔主要由太常负责，其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太常在京师和地方直接挑选“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这类学生不仅免除赋役，还有一定的俸禄；二是地方官员向太学贡举“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特别生”，他们需要自费入学。进入太学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官僚子弟，但是也有贫困家庭的学生，如翟方进在长安从博士学习《春秋》，其母亲便在长安纺绩做鞋来提供学费。东汉时期，还可以从“明经”考试的落选者中选拔一部分进入太学。太学生的年龄没有严格的规定，最小的可能只有12岁，也有60岁的白发老人。
太学设立之初，仅有学生50人。到了汉昭帝时增加到了100人，宣帝时期到了200人，元帝时猛增到1000人，成帝时期到达了3000人。到了东汉时期，太学生发展到了30000人。北方的匈奴也曾派遣子弟到太学学习。太学设立之初，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校舍。随着学生规模的扩大，宿舍也大规模修建起来了。王莽时期“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能够容纳万人。东汉时期，光武帝在洛阳重建太学，也有完善的宿舍。顺帝时期，有重修太学，扩建宿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宰”。
学生规模的扩大也改变了教授的方式。最初，学生人数少，每位博士只带10名学生，因此基本采取个别教学或小组教学。随着学生规模扩大，这种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是出现了“大都授”的集体授课方式。博士的高足子弟也可以对低级子弟进行了传授，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切磋，如此一定是上缓解了教学压力。不过这样也导致教学效果的相对下降。
学生在太学学习，没有年限限制。西汉时期，太学中定期举办一年一次的“设科设策”的策问考试，“射策”就是学生抽取写上问题的简策，然后进行回答。设科就是按照试题的难度分为甲、乙、丙等科。考试合格后会得到相应的官职，如甲科合格者可以担任郎中、乙科合格者为太子舍人，丙科合格者为文学掌故。东汉时期，改为两年一次，评选的方式改为了通过的经典的数量来看。太学中也有一辈子也没有考上的人，他们“结童入学，白首空归”。
太学教育的内容：儒学独尊
汉代太学教育的内容为儒家经典，不过汉代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是凭借汉初儒生强闻博记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古文经学依靠的是汉武帝时期从地下或者孔壁中发现的先秦儒家典籍。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研究经学就是从中挖掘“微言大义”，也就是对其进行解释。汉代儒学已经和法家融合，因此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内容，受到了皇帝的认可。而古文经学认为“六经”并非孔子写的，他们注重挖掘经学原本的含义。
今文经学的代表：董仲舒
由于皇帝支持今文经学，因此今文经学长期在太学中取得垄断地位。汉武帝时期，设置了“五经”博士，到了西汉末年增加到了14家，其中讲《诗经》的有“鲁诗”、“齐诗”、“韩诗”三家；讲《尚书》的有“欧阳书”“大夏侯书”“小夏侯书”三家；讲《礼记》的有“大戴礼”“小戴礼”两家；讲《周易》的有“施氏易”、“孟氏易”、“梁邱易”、“京氏易”四家；讲《春秋》有“颜氏公羊”和“严氏公羊”两家。这些都是今文经学。
王莽时期，实行了“托古改制”，于是开始利用古文经学，于是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官经》皆立了博士，使得古文经学盛极一时。东汉时期，又恢复了今文经学的地位，古文经学主要依靠私学传播。不过，由于古文经学影响力的提升，太学中也会传授一些古文经学的内容。在私学领域，开始出现两大经学融合的趋势。 175年，在蔡邕等人的倡议下，东汉在太学门外镌刻经文46块，史称“熹平石经”，作为规范的教科书和考试标准。这些镌刻的经文包括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家，因此也代表经学之争宣告结束。
太学教学必须严守师法和家法。师法就是朝廷所立博士的经说，这是一种权威。弟子相传博士的经说，也就是章句，成为家法。朝廷规定，后来的博士也必须按照师法传授，不然就罢免，如学《易》的孟喜，因为该了师法而不能当选为博士。当然，子弟可以在遵守师法的条件下发展其学说，以形成一家之言，即所谓“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这个规定有利于学术派别的形成已经传承， 但是也造成了学术走向僵化，限制了学术交流和创新。
总体而言，太学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代表中国高等学府的出现。太学的教育是儒学垄断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因此，太学的政治性非常强，东汉时期的太学生曾参与到了政治斗争的旋涡，遭到了“党锢之祸”的打击。太学生们在这场运动中展示出来的精神值得赞扬，和近代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不过在这种政治目的性如此强的学校中，学术基本是为政治服务，因此始终缺乏自由，也就难以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