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清廉标杆的养成之路

包青天：清廉标杆的养成之路

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因其铁面无私被称为“包青天”。他自幼以孝闻名乡里，在地方上，曾做过知县、知州、知府；在中央，曾任监察御史、知谏院、三司使等，“强志尽瘁，夙夜匪懈”，最后在枢密副使职位上去世。

包拯的清廉事迹，最早可追溯至他在端州任职时。当时端州因出产名贵的砚台，每年要向朝廷进贡一定的数额。此前历任郡守常以进贡的名义向老百姓多敛取数十倍以馈赠权贵。包拯到任后，严令按进贡的定额征收，多一个也不行。包拯自己很喜爱书法，对文房用具也情有独钟，但他在此地期满卸任，“不持一砚归”。

在担任开封府尹期间，包拯发现辖区内达官显贵沿惠民河修建了许多楼舍亭榭，导致河道变窄、河水泛滥，严重威胁百姓生命。对此他不畏权贵，下令将违法建筑悉数拆除。在任监察御史、知谏院等期间，包拯多次上疏严劾贪官酷吏，综观《孝肃包公奏议集》十卷，他先后上疏弹劾张若谷、王逵、张尧佐、张方平、郭承祐、宋庠、李淑、刘兼济、宋祁等人。

包拯在《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一生始终坚持以身作则，务求做到廉以用权、权为民用。在泸州当知州时，包拯的亲戚非常高兴，想借着他的威风徇私枉法，其中就有他的舅舅，包拯对此毫不姑息。他亲自开庭审讯他的舅舅，并杖责数十大板，“自是亲旧皆屏息”，其亲朋好友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为非作歹了。

包拯的清廉不仅体现在个人品行上，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高薪环境下的自律。据史料记载，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时，作为二品官员，每年的俸禄达到了18000贯铜钱。在宋朝，一贯钱可以购买大约100斤大米。如果我们将这个数字转换成现代货币，按照如今每斤大米2.5元人民币的价格来计算，包拯的年俸大致相当于现代的1367万元人民币。

然而，包拯并没有将这些收入用于个人的奢华享乐。相反，他保持了极为简朴的生活方式，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捐赠贫困百姓。即便是在如此高的俸禄背景下，包拯依然坚守清廉，始终不曾贪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财富。他的清廉形象正是在这样一个高薪环境下得以巩固，成为了当时官场中难得一见的典范。

包拯的清廉不仅体现在个人品行上，更通过家训影响了后代。《包拯家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前37字训辞、后14字押字，可谓字字珠玑，核心要义是告诫后世子孙要遵从其志，做官不得贪赃枉法，做人要清白廉洁。

包拯之妻董氏“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其子包绶在赴任潭州通判的路上病故，人们打开他的行李发现“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其孙包永年历任县主簿、县尉、县令等，“廉勤自守，蔚有政声，吏民爱思”“凡厥莅官临事，廉清不扰”，在死后也“了无遗蓄”，连丧葬费用都是由两位堂弟资助的。

包拯的清廉形象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在后世的文化传承中被不断演绎和神化。在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包拯被塑造成一位具有超人智慧和强烈正义感的法官，他的形象经常与“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等刑具联系在一起，象征着他断案如神的能力。这些作品虽然夸大了他的形象，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他正直品质的认可和赞扬。

在影视作品中，包拯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从金超群版的《新包青天》到各种版本的《少年包青天》，这位铁面无私的清官形象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他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更成为了正义、公平和清廉的象征。

包拯之所以能成为清廉标杆，原因在于他将清廉不仅作为一种个人品质，更将其融入家风传承和制度建设中。在北宋“高薪养廉”的背景下，他依然坚守廉洁自律，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清廉不仅需要个人的道德修养，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和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