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星佛寺遗址：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瑰宝
七个星佛寺遗址：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瑰宝
七个星佛寺遗址位于新疆焉耆县，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佛教文化遗址。这座始建于西晋时期的佛寺，不仅是印度佛教东传和中原佛教西渐的重要枢纽，也是研究西域佛教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公元40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东晋高僧、时年已62岁的法显大师途经此处，奔赴印度。公元628年，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取经途中，曾在这里留宿一夜，并在《大唐西域记》里用了300多字的篇幅记录当时情景……这里，就是著名的古代焉耆七个星佛寺。
七个星佛寺遗址
“焉耆”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汉书·西域传》当中。书中描述：“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焉耆”这一古老的名称，沿用至今已有2000多年。
西汉武帝时期，使者张骞凿空西域，开辟出以首都长安为起点，经如今的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沿途穿越27个国家、全长近8000公里的陆上丝绸之路，架起了连接亚欧大陆和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行客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在此后1000多年的漫漫岁月中，在蜿蜒逶迤、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上，丝绸、茶叶、纸张、瓷器、漆器、铁器、金银器等由此源源运往欧洲，西方的良马、珠宝、香料、颜料、皮货以及蔬菜、水果和农作物种子等也由此络绎输入中国。彼时，来自中原的铸铁冶炼、凿井造纸、桑蚕丝织等生产工艺和制造技术，以及礼仪制度、文书典籍、宗教礼仪、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等在中亚和欧洲地区广为传播、繁盛不已。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东西方的物质互惠，而且有力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七个星佛寺遗址石窟寺局部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茫茫绝人烟。”丝绸之路中国新疆段有2600多公里，约占全长的三分之一。焉耆在汉代时位于丝绸之路北道，唐代时位于中道，西接龟兹、东邻高昌，历来为商贸重镇，是西域三十六城郭中的“四大城郭”和盛唐时期著名的“安西四镇”之一，是连接中原和中亚的必经之地、交通要冲，也是当时东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点之一。
公元一世纪，佛教由印度传入西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589年）达到了高峰。一时间，南北大地寺庙林立、暮鼓晨钟不绝于耳，佛教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当时，位于丝绸之路的新疆出现了若干佛教中心，分别是龟兹、高昌和于阗等。各地佛法流行、高僧辈出，佛教盛极一时，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融合，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西域佛教文化。
佛寺遗址南区局部
始建于西晋时期（公元265年—316年）的七个星佛寺处于龟兹和高昌两大佛教中心之间，是印度佛教东传和中原佛教西渐的重要枢纽，也是晋唐时期焉耆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并且一直延续至宋元时期。
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外来宗教传入前，古代焉耆地区流行的是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公元前4世纪前后，祆教传入焉耆地区。大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这里，并逐步发展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公元4—5世纪，焉耆地区佛教盛行，此后又有摩尼教传入，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交融的格局。
佛寺遗址北大寺局部
夕阳西垂，秋风萧瑟。在焉耆县七个星镇西南部的霍拉山脚下，七个星佛寺遗址静静地分布在低矮的山梁和坡地上。遗址分南、北两大部分，以遗址中部的泉沟为界，由地面寺院建筑和洞窟建筑两部分组成，总面积约40300平方米，气势宏大，蔚为壮观。
远远望去，灰土质的庞大寺院建筑残基在朦胧中透着一股萧索和倔强，不禁令人肃然。走近细看，残存的93处佛塔、僧房、大小殿堂等大小建筑均为土坯砌筑，现仅存基础部分，或在高台，或在平地，依次排开，错落有致。
沿霍拉山东麓缓行，距寺院遗址约1公里的低矮山腰处，有11处残存的洞窟，洞窟依山开凿，大部分坐东朝西，门朝西开。大部分洞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佛像基本无存，仅残存佛像基座，其中2、3、5、7号窟内有少量乐伎、朵云纹、缠枝莲花纹、飞天等壁画遗存，曾出土泥塑佛、菩萨、天王等。
曾忆昔繁华，人去今萧索。历经1700多年岁月淬炼的七个星佛寺遗址，是目前新疆地区唯一一处集佛塔、佛殿、石窟、讲经堂、禅屋和僧房等于一体的大型佛教建筑群遗址，是新疆已知的唯一一处可以确认的地面寺院与石窟寺相结合的佛教寺院遗址。
1974年末一个冬天的早晨，一名路人偶然在佛寺遗址北大寺前的一个灰坑内发现一些纸质文书残页，双面书写着一种神秘的文字，一时间无人可解，惊为天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派人将文书残页拍照送交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请予解读。经过研究，季先生辨识出这是用“吐火罗语”所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吐火罗语”是20世纪初在新疆发现的用中亚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
这本我国现存最早的剧本《弥勒会见记》，体现了最早的以戏剧形式传播，记述了焉耆城郭佛教文化兴盛繁茂的情景，见证了当时新疆各宗教之间相互并存、融合交流的历史事实。
七个星佛寺不仅建筑遗址众多，而且文物种类丰富、形制独特，既有反映唐朝经略西域时期留下的开元通宝、大历元宝等铜钱，也有反映各民族交流使用的焉耆文、回鹘文文牍，还有众多的佛教艺术品，如壁画、泥塑佛、彩绘木板、建筑装饰构件、菩萨、武士、护法神、供养人头像和12肖像残件等，无不反映出古代建筑和艺术的精美绝伦。
真实的历史事实、众多的考古实物、丰富的文化遗存，真实反映出新疆各宗教之间的相互融合交流，有力印证了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的历史事实。这一切充分说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个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多元文化荟萃的地区，始终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700多年来，七个星佛寺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佛教圣地，历经岁月冲刷、日晒风吹、雨雪侵蚀、战乱纷扰乃至近代勒柯克、斯坦因、奥登堡等文物大盗的疯狂掠夺，遭到巨大破坏，损毁十分严重，观者无不扼腕痛惜。
为抢救发掘、保护利用七个星佛寺遗址，早在1957年，七个星佛寺遗址就被确定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2022年，七个星佛寺遗址被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多年来，国家、自治区等各级文物保护部门先后数次对七个星佛寺遗址实施了不同规模的保护修复工程，让这处古老的文化遗存“延年益寿”，焕发出新的生命。
让历史发声，让文物说话，让千年古寺遗址“动”起来。
2023年12月8日，七个星佛寺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这座穿越千年的古代佛教建筑群，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生动“活化”了丝路古道东西方文明互鉴的繁荣景象，形象展示了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的发展脉络。
戈壁风沙、大漠孤烟。不知不觉间，七个星佛寺遗址已沐浴了1700余年的岁月洗礼，虽历经劫波却风韵依旧，在文明滋养出的缱绻深情中，勾勒出一段亘古久远的历史风貌，传达出一种多元一体、共存共生的文化传统。
相信这座在“丝绸之路”上熠熠生辉的文化遗珍，在春风的强劲吹拂下，必将盛景重现，掀开惊艳耀目的崭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