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
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
清代诗歌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其复杂性与丰富性令人瞩目。苏州大学特聘教授罗时进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发表的《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一文，深入探讨了清代诗歌的生成背景、价值评价及研究方法，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清诗生成的复杂时代背景
清代诗歌的生成背景极为复杂，涉及“汉夷”矛盾、民族认同、社会变革等多个层面。从清初满人入主中原到鸦片战争爆发，再到晚清时期的民族觉醒，这些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了清代诗人的创作心态和诗歌主题。
清初，面对“华夷”问题，士人立场经历了从对立到融合的转变。如嘉庆年间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中“外夷”一词的使用，就反映了士人立场向满汉一体的转变。而鸦片战争后，“夷”之所指转向西方列强，御外保疆成为时代之亟务，清廷在士人心中成为国家、民族的代表。
“虎门销烟”浮雕
随着近代知识的导入，士人对清廷的态度再度发生变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种思想转变，反映了清代士人复杂的心理历程。
清诗价值认识的矛盾和研究障碍
清代诗歌的价值评价存在诸多争议。从清季走入民元的精英文人对清诗总体评价较低，如章太炎认为“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鲁迅更是直言“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然而，清人对清诗的评价却呈现出自省与自诩并存的矛盾状态。
清代诗人自诩一代之作的表述亦甚多，乾嘉始兴，道咸以降有愈益增誉之势。赵翼《论诗》云：“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瓯北站在诗坛高处，对诗歌的创新性有着天然的追求，即使复古达到李杜境界，都为其不屑。晚清人多有走出国门者，眼界大开，诗怀敞阔，其自信更超乾隆诸子。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云：“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深山大泽龙蛇起，瀛海九州云物惊。四圣崆峒迷大道，万霛风雨集明迁。华严帝网重重现，广乐钧天窃窃听。”“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飞腾势作风云起，奇变见犹神鬼惊。扫徐近代新诗话，惆恍诸天闻乐声。兹事混茫与微妙，感人千载妙音生。”那一代诗人似乎目空诗界，赵翼只是说李杜诗已使人感觉陈旧，而清末人居然“意境几于无李杜”了。
钱谦益像
清代诗歌文献的整理工作虽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与历代相比仍属最为薄弱。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刊登了一篇《征求诗文集启》：“本朝开国已二百余年，文风之盛，远轶前代。本馆拟仿《全唐文》《全唐诗》之例，纂辑国朝诗文。” 1980年郭绍虞先生曾呼吁：赶快组织力量编辑《全清诗》等，以保存一代的文献。从张元济发起编纂《全清诗》至今已有110多年，距郭绍虞先生再次倡议编纂《全清诗》也已有40多年了，此事仍未正式启动。
清代诗歌研究的可能进路
在研究方法上，应重视清代诗人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的变化，在新文化理念中展开思考。清诗研究的前提是诗人研究，对清诗史做梳理，下论断，都建立在对诗人思想、情感理解的基础上。世界（天下）观念说起来有些玄，但对于研究一代诗人、一代创作，却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清诗的宫殿建立在一定的时空中，从任何一扇侧门都能够进入其中，但清诗宫殿大门的钥匙是诗人的世界观念、哲学观念、审美观念铸就的，它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体察、理解这个巨型宫殿的结构和意义。
利玛窦铜像
清代文学最显著的现象是“融通”，包括民族之间的融通、中西文化的融通、地域之间的融通、阶层之间的融通、知识结构的融通、文体之间的融通、雅俗体性的融通、宗教文化融通、语体逐渐融通、古今逐渐融通等。可以说，清代文学是自带学科“交叉性”的，不谈学科区隔不科学、不客观；但清代是古今通变的大时代，不从“通”的角度去考虑，则难以显示清代文学的演变特征，也无法体现清代文学的异质性，实现研究的超越性。清诗研究应在这一观念下扩大视野，看到清诗“集大成”的特点，以及在古代诗歌史上的“总结性”地位。这个“总结”的水平到底如何，需要具体分析，但汇聚有清一代诗歌来看，具备了“总结性”气象则无疑。
清代诗歌体系无论内部结构或外部结构都有与历代诗歌相同或相似处，总体观察有“等量”性，自可用沿用研究历代诗歌的方法进行；具体观察有“变量”存在，则应转换能够解释特殊性的方法处理。但“等量”和“变量”之间往往没有截然的区分，包含一定的相对性，在清诗研究中应予注意。
清代诗歌史，作为中国古代诗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落下帷幕时，使人们感到场面宏大，内容丰富，既有诸多未知面，有很多需要探索、垦拓的领域，又矛盾错杂，不易逻辑性思考、递归化处理。可以说这是一幕既旧且新，力图推陈出新的诗史大剧。也许，正是这样积累丰富、现象复杂的文学时代，最能从“文人”走向“文献”，走进“文心”，也最能运用中国话语，探索研究路径，建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阐释构架。由此不但可以促进方兴未艾的清代诗歌研究，同时能够助力实现古典文学的学术愿景。
本文原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栏目，第150-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