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县博物馆揭秘：琅琊王氏族谱背后的秘密
两当县博物馆揭秘：琅琊王氏族谱背后的秘密
琅琊王氏的历史渊源
琅琊王氏，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世家大族，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周朝。据《元和姓纂》记载，琅琊王氏源自姬姓，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裔。太子晋因直言被废黜，其子宗敬在周威烈王时被封为“王”姓，成为姬姓王氏的始祖。此后，琅琊王氏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士族之一。
琅琊王氏的兴起与汉末三国时期的动荡密切相关。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其后裔在东汉时期逐渐恢复势力。东汉末年，王朗（字景兴）避乱江东，其子王肃（字子雍）在曹魏时期官至太常卿，成为琅琊王氏的重要人物。王肃之子王业（字伟元）在西晋时期官至司徒，进一步巩固了琅琊王氏的地位。
琅琊王氏的迁徙历程
琅琊王氏的迁徙历程，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多次重大变迁。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元末明初的大规模移民。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城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即燕王扫碑）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
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明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到朱棣永乐十五年（1417年），按照“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迁民标准，在近五十年的时间内，从山西省平阳府（二十八县）、潞安府（八县）、汾州府（七县）和泽州（四县）、沁州（二县）、辽州（二县）等三府三州共五十一个县，迁出移民十八次近百万人，其中仅永乐年间就在洪洞县城北贾村西侧的广济寺旁大槐树下七次集中迁民。现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省市区域内，以庄、寨、屯命名的村庄，大多是移民及其后裔建起的村庄。
据张青《洪洞大槐树移民志之移民事略》叙述：“洪洞大槐树移民，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明朝洪武、永乐两朝，但从家谱、碑文及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中，早在宋代就有少量的移民，明朝初期是高潮，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叶。”
明朝的某一天，褚庄琅琊王氏先祖在办理了迁徙手续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养自己的家乡，更坚定地迈向了千里之外的冀鲁大地，把对未来的美好梦想寄托在那片曾经富饶的土地上。几经辗转，历经艰辛，最终，落籍广平府曲周县城东北20华里大钟寨村，属河南疃社九甲。（据大钟寨王氏言说，与南魏村王氏是一家，褚庄王氏族人也有此说法流传。 ）
曲周大钟寨王氏后裔王榮迁居王常村。
据《曲周县志》资料：唐时，水淹广平府，一道士坐在大钟内漂到此地，后修建钟灵庆庙，村名定为大钟寨。这段文字颇有神话色彩，但也同时佐证，唐朝时，此地就有人类居住，是个古老聚落。
据褚庄村王瀧《琅琊氏家谱》记载，清康熙年间（1661年—1722年），大钟寨人王榮，徙居王常村，承继于族叔敬由，后世续谱者因支派无考，遂奉此祖为始。也就是现在的褚庄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的文化传承与影响
琅琊王氏不仅在政治上显赫一时，更在文化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琅琊王氏家族中涌现出了众多文化名人，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的书法艺术至今仍被奉为经典。此外，琅琊王氏还重视教育，创办了多所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
两当县博物馆收藏的《王氏族谱》，是研究琅琊王氏历史的重要资料。这部族谱始于周朝，下至明代，收录了南宋理学家朱熹所作序言，详尽记录了王羲之后裔繁衍生息的历史。族谱中不仅记载了家族成员的世系传承，还包含了大量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家规家训等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和文化传承的珍贵资料。
朱熹为王氏族谱所作的序言，进一步强调了族谱的重要性。他认为，无论是公卿大夫还是庶人，都必须有谱牒。这不仅是为了记录家族的世系传承，更是为了传承家族的文化和精神。朱熹的这一观点，体现了宋代修谱之风的盛行，也反映了琅琊王氏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琅琊王氏的家规家训，体现了其家族文化的精髓。其中，“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是琅琊王氏的核心家训。这八个字，不仅体现了琅琊王氏对忠孝文化的重视，也反映了其对教育和文化的推崇。琅琊王氏的家规家训，对其后世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其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琅琊王氏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世家大族，其历史渊源、迁徙历程和文化传承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两当县博物馆收藏的《王氏族谱》，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家族的辉煌历史和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