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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马车从西方传过来的吗?史料表明并非如此,跟西方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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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马车从西方传过来的吗?史料表明并非如此,跟西方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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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马车是从西方传入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本文将通过对比中西方马车的发展历史、形制特征等,为您揭示中国古代马车的真实起源。

西方的马车发展史

根据考古学家们的论证,世界上最早的一辆车子,应该是出现在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约出现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多年前。

之后,南亚的印度,欧洲的希腊,东亚的中国等地区都出现了车子的记录。

当然,最早被人们用来拉车的并不是马,而是牛和驴。马车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伊朗出土的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圆筒章上,发现了战马的浮雕像。

叙利亚古马里地区出土的文书中记载,公元前1800年的米丹尼国就有专门训练战马车的马场。

另外,在赫梯安尼达文书中出现过这样的记录:赫梯王安尼达征服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统治者便送给了赫梯王安尼达40辆由两匹马牵引的车子。

还有一种说法,是居住在伊朗西北部的加喜特人将马车引进了美索布达米亚地区。

从上面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居住在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米丹尼、赫梯、加喜特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车的民族。

到公元1600年前后,西亚地区的马车开始向其它地区传播。

雅利安人通过战争将马车传播到南亚的印度,希克索斯人则将马车传到了埃及。公元前16世纪,希腊本土也出现了马车。公元前15世纪,克里特岛也有了战马车的记录。

我国马车发展渊源

从文献资料来看,关于车子的起源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奚仲发明了车。在《墨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中都有关于奚仲造车的说法。这里所说的车,基本是马车,也有个别观点认为奚仲造的是人力车。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黄帝发明了车。《释名》《古史考》中都持这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奚仲之子吉光发明了车子。《山海经》《后汉书》都有相关记载。这里的车子是指木车。

第四种观点认为伏羲发明了车。《宋书》持有这样的观点。

在上面四种观点中,奚仲造车的说法最为普遍,也最为详实可信。从上面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马车出现在夏商时代,或者更早。

探寻我国马车的起源,最直接的材料还是来自马车实物遗迹和甲骨文记录。

我国出土的最早的马车遗迹是殷墟出土的商代车马坑,包括1933年出土的后冈西区大墓内车坑和1935年出土的西北冈王陵区大墓内车坑。

殷墟出土的一期甲骨文中就有马车的记载,甲骨文一期相当于商朝武丁时期。所以,单从甲骨文记录来看,我国古代马车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武丁时期。

但如果综合其它考古因素,我国古代马车的出现应用应该还要往前推。

二里头、二里岗发现很多与马车相关的遗物,这些车马饰相关遗物的发现,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马车使用的问题。

河南偃师商城遗址的发现和挖掘,也证明了早在商朝早期就已经出现了马车的应用。

在出土的商城遗址上,有两条长达六百多米的道路,宽约8米,厚约0.5米,城门的宽度达到了6.9米,如此尺寸的道路和城门,都是为了方便马车行驶。

商代马车应用得如此广泛,发展得如此成熟,说明我国古代马车的出现年代一定远远早于商代。

综合各种文献资料以及出土文物来看,中国古代马车的使用上限应该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

综合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和文献记载的情况分析,中国古代马车的始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也就是公元前19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的夏朝纪年之内。

这也表明,中国古代马车的出现几乎跟西亚出现马车的时间一致。

中国古代马车真的起源于西方吗?

关于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很多国外的古史专家,包括一部分中国专家,都认为中国古代的马车并非本土发明的,而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它与西亚或欧洲的马车系统有着直接的发展传承关系。

中国古代马车西来说既没有史料依据,又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纯属无稽之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科学的论据来证明这一点。

要判断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是否存在继承传播的关系,必须具备时间、路线和文化特征方面的可靠证据,而且这三方面必须是三位一体、互相补正的关系,只要缺少中间的一个环节,就不能构成真正的继承关系。

从已知的文献资料来看,西亚、北非、欧洲等地的马车文化,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存在着继承关系。将它们划归为同一文化系统是令人信服的。但中国古代马车的发展渊源却跟西方的马车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上文我们分析过,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这个时间与西方马车起源的时间相差无几。

另外,二里头文化阶段的车马器和车子实物遗迹在西北和北方并没有发现,所以从传播路线上说,中国古代马车西来说不成立。

对比中西方马车的形制特征,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马车跟西方马车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从马车的轮数和用途上,青铜时代的西亚、北欧盛行四轮马车。直到公元前16世纪前后,在希腊、埃及地区才出现了军事用途的两轮马车。

而在中国发现的早期马车,基本都是两轮的,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另外,中国古代的马车既是战车,也是货车、乘车,在轮数上并不存在战、乘、货车的形制差别,这个特点是跟西方马车不同的。

在马车舆箱结构上,公元前20世纪的赫梯人的四轮马车,舆身呈长方形,前半部有楼台式栏壁,后半部栏壁低矮,跟乘坐者坐时屈膝高度相合。

埃及出土的公元前16世纪的轻战车,舆盘平面呈半圆形,即前部圆后部平直,舆身仅设置正视如“M”型、俯视如“V”型的栏杆,舆后部敞开。

希腊战车舆盘很小,仅能容纳一人,平面约成圆形,舆身前、后各设一”N”型木栏杆。

我国商代的马车,舆盘呈横长方形,舆体是木制杆栏式壁,这种舆体结构,肯定是我国古代马车所独有的。

另外从舆体容量来看,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的西方马车,一般容积不大。仅能坐或立乘一二人,如埃及轻战车的重量只有3公斤,其容量之小可想而知。

而中国商朝马车的舆箱体积很大,约等于国外两倍左右。

此外,在车舆的安装位置上,国外的两轮马车一般将舆体的大部分放置在轴的前面,仅将舆后小半部分与轴连接。而我国商代的马车都是将舆中部搁置在轴线上。

在车轮的构造上,国外的马车轮,轮径都在1米以下。而中国古代的马车轮都比较大,普遍在1.5米左右。

国外马车的轮辐数量偏少,比如公元前1400年的赫梯、克里特等地的两轮马战车,轮辐数只有4根。古埃及的战车轮辐数相对较多,也只有12到15根。即使到了公元前700年后的亚述、波斯战车,轮辐数也不过11到15根。

中国古代的马车,轮辐数以18根为常制,个别甚至有22根到26根。这种多辐轮的马车形制,跟同时期国外的少辐轮式马车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马车的系驾方法上,国外马车多采用颈套法,就是将绳索套在马的脖子上。在欧洲的希腊、罗马时代,国外马车仍流行颈套法。

公元前10世纪前后,才出现胸套法。我国古代的马车系驾则是采用了独到的扼鞘法,就是通过马扼和鞘带将马与车子结合来牵动车子的行驶。

扼鞘法的主要用力点是在马颈的上部,从而避免国外马车颈套法压迫马的喉管的弊病,较大限度地发挥出马的奔跑力和牵动力。

这种系驾方法,在当时是最科学的,最先进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再次说明,我国的马车跟西方马车没有必然的联系。

御马方法上,公元前20世纪的赫梯人是在马鼻上装设鼻环,再从鼻环上接引出缰绳到人手中来控制马的行动。

而我国商代马车的御马缰绳,则是固结在横贯马嘴的两端,再穿过马镰而延伸至人手中,以此来控制马的行动,这种御马的方法,显然比国外的马鼻御马法更富实效。

综合上述情况,西亚、埃及、克里特、希腊以及苏联近东地区在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的马车,在形制、系驾方式、方法用途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这就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交流传播关系。这些地区的马车文化在客观上应该归属同一文化系统。

而我国商代的马车,鉴于在形制、系驾方法以及用途等等特征上均与上述国外地区的马车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没有任何技术引进的痕迹,所以应该是一套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的马车文化系统,这套系统的马车是由本国的工匠自行设计、制作出来的。

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实现了马的家畜化。

古书记载商人的祖先曾以畜牧业而著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也揭示出,在商代后期,养马业已经初具规模、相当成熟。

发达的养马业,显然不是殷商时期突然完成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马车的发明和发展,自具特色、自成系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背景。

结语

长期以来,面对西方的制度、文化,总有一些国人内心发虚,觉得低人一等。文化都是西方好的,月亮都是西方圆的,就连古代的马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我们是要借鉴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但这并不是我们妄自菲薄、自取其辱的理由。

事实证明,中国古代马车就是在我国境内发明、发展、成熟的,跟西方的马车文化没有任何关系。

参考文献:

《中国文明的起源》

《家畜文化史》

《说文解字》

《太平御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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