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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帝王操刀,百年修成《明史》

创作时间: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三代帝王操刀,百年修成《明史》

引用
11
来源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5%8F%B2
2.
http://www.historychina.net/wszl/xlxh/2005-02-21/28916.shtml
3.
https://guji.unihan.com.cn/Curask/Detail/227
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5%8F%B2%E7%B4%80%E4%BA%8B%E6%9C%AC%E6%9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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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kan.com.cn/m/article/jgwc202217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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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pm.org.cn/ancient/hall/181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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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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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nghistory.cn/qsyj/ztyj/ztyjzz/2009-11-13/151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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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6-10-09/257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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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fz.gd.gov.cn/index/dqyj/llyj/content/post_2889828.html
11.
http://iqh.ruc.edu.cn/zglswxxyj/wx_xsyj/4f0f7911ab6542af8321bdbd348c263e.htm

《明史》的编纂历时近百年,横跨顺治、康熙、乾隆三朝,堪称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一部巨著。这部史书不仅记录了明朝277年的历史,更折射出清朝统治者对前朝历史的复杂态度。让我们一起探寻这三位皇帝如何操刀《明史》的编纂。

01

顺治:开局不易

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入关不久,便开始筹划修纂《明史》。御史赵继鼎上疏建议修史,朝廷随即设立明史馆,任命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为总裁。然而,由于政权初定,政局不稳,加上内部争议不断,这一阶段的修史工作进展缓慢。

顺治九年,傅维鳞曾描述当时的情况:“事既简静,偃息多闲”“悲岁月之流迈”“止类编实录”,反映出修史工作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虽然有万斯同等史学名家参与,但整体进展有限,仅完成了部分基础工作。

02

康熙:大举推进

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平定,政局趋于稳定,康熙帝重启《明史》编纂工作。他诏举博学鸿儒143人,成立明史编纂小组,以徐元文为监修,叶方霭、张玉书为总撰,万斯同、范锡同等人为纂修。这一时期,修史工作进入高潮。

万斯同作为主要纂修官,对《明史》的贡献尤为突出。他负责审核所有史官撰写的初稿,耗尽毕生精力,晚年即使双目失明,仍坚持在钱名世协助下修改史稿。据统计,万斯同经手的史稿达数百卷,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史学功底,为《明史》的高质量奠定了基础。

然而,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万斯同因劳累过度在京师去世,这对《明史》编纂是一个重大打击。尽管如此,到康熙末年,《明史》的本纪和列传已基本完成,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3

雍正:承前启后

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再次开馆修纂《明史》,任命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徐元梦、张廷玉、朱轼等人为总裁。这一时期,虽然修史工作仍在继续,但由于人员流动频繁,实际进展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王鸿绪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大量工作。他不仅修订了列传史稿,还请宿儒李因笃协助审核,最终进呈明史稿310卷。然而,这些成果并未能最终定稿,而是为乾隆时期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基础。

04

乾隆:定稿与修订

乾隆四年(1739年),在张廷玉的主持下,《明史》终于定稿,全书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乾隆帝对《明史》的编纂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聚官私之记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祗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

然而,乾隆帝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果。他先后下令对《明史》进行多次修订,特别是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发现《明纪纲目》中存在诸多问题后,命军机大臣对《明史》进行全面查改。这次修订工作持续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最终形成了收入《四库全书》的定本。

05

历史意义

《明史》的编纂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前朝历史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修史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修史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敏感问题。例如,对建文帝年号的处理、对明朝末年历史的评价等,都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尽管《明史》的编纂过程充满波折,但它最终成为“二十四史”中质量最高的一部,被誉为“史学界的一颗明珠”。其严谨的体例、详实的内容,为后世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同时,它也展现了清朝统治者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以及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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