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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者戈宝权: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

创作时间: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世界语者戈宝权: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

引用
1
来源
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4/0405/09/33014958_1119470875.shtml

戈宝权(1913—2000),江苏东台人,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学者和文化使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戈宝栋戏曲文集
王如昆编

世界语者——戈宝权

编者按语:这是东台博物馆展览的资料

(一)【普希金诗 戈宝权译】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普希金作 戈宝权译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戈宝权(1913—2000),笔名葆荃、北泉、北辰、苏牧,江苏东台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32年任上海《时事新报》编辑。1935年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抗战中在汉口和重庆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1946年起任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1949年后任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1954年7月回国,历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

戈宝权(右一)1935年出任驻苏联记者前和同学好友合影留念

(二)【外国文学翻译的巨擘】

戈宝权从1931年翻译第一批外国文学作品起,翻译了俄苏、东欧、亚、非、拉美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共50余部,成为中国最著名、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在众多的翻译作品中,俄苏文学作品是戈宝权翻译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个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翻译普希金诗歌开始,戈宝权便对俄苏文学的翻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抗战时期,他曾参加《苏联文学丛书》和《世界文学丛书》的翻译编辑工作,同时还翻译了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两部报告文学集《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此时的戈宝权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翻译家了。甚至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当周恩来介绍到戈宝权时,毛泽东一听便说:“你是位俄国文学专家”。抗战胜利后,戈宝权在上海主编了《苏联文艺》,并翻译编辑了《普希金文集》,深受读者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戈宝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俄语国家文学的翻译上,先后翻译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勃留索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爱伦堡、苏尔科夫、西蒙诺夫,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弗兰科、狄青纳,白俄罗斯诗人唐克,格鲁吉亚诗人恰夫恰瓦泽,亚美尼亚诗人阿博维扬、伊萨克扬,哈萨克诗人江布尔、扎巴耶夫,吉尔吉斯诗人扎科姆巴耶夫,立陶宛诗人涅里斯和文茨洛瓦等的作品。其中的一些诗人和作家都是由戈宝权介绍后第一次到中国来的。可以说,戈宝权是当之无愧的中俄、中苏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

东欧各国文学,亚、非、拉美的文学也是戈宝权关注的领域。戈宝权先后多次访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他对这些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先后翻译了大量作品,使我们对东欧文学和亚、非、拉美的文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证明了小国的文学也有其优秀的传统和民族特色。戈宝权善于译诗,不仅真实可信,而且传神,充分体现出普希金等诗人的气质和他诗中的优美之处,达到信、达、雅的要求与境界。因而他的译诗,既能形似又能神似,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译诗难,难就难在这种形神兼备上,而戈宝权却做到了。他的译诗并不以华丽的词句取胜,而是带有口语化的特点,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又不失其优美的诗意。由于戈宝权本身就具有诗人的气质,再加上他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他的译作都是经过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的成果,而且每逢再版,他必定会重新校改一遍,改正错别字和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以使他的译诗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三)【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

戈宝权从三十年代初期即开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戈宝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广泛,涉及苏俄的文学和作家作品、中国翻译史、中外文学影响,以及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等。戈宝权在研究中总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细致入微的缜密态度和论证求实的科学方法,对其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的论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就“中俄文字之交”这一领域他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有《俄国文学和中国》、《普希金和中国》、《托尔斯泰和中国》和《高尔基和中国》等。这些论文材料丰富详实,作者对这些作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全面论述,既有科学的考证,又有公允的评论。它们不仅丰富了读者的知识,还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

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戈宝权一生最喜爱的俄苏作家,也是他倾毕生精力潜心研究的对象。对于普希金,戈宝权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上个世纪40年代,戈宝权翻译编辑了《普希金文集》,并写出《普希金在中国》一文。上个世纪50年代,戈宝权开始了研究普希金的工作,他参观了普希金的博物馆,阅读了普希金手稿和藏书,并和苏俄研究普希金的专家进行了交流,从而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戈宝权担任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后,对普希金的研究更深入了一层,先后写出了《普希金和中国》、《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等文章。为了探求《俄国情史》的真面目,戈宝权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去寻找这本译作的原版,最后在阿英的旧书堆里找到了,经过戈宝权的认真阅读和考证,证实它就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

托尔斯泰也是戈宝权潜心研究的对象。他在苏联担任记者和外交官期间,曾多次参观过托尔斯泰的故乡及其在莫斯科等地的博物馆、纪念馆。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从1928年至1958年,历时30年出版了一套91卷的《托尔斯泰全集》,戈宝权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收集这套全集,历经种种曲折困难,终于将它收齐。戈宝权视其为珍宝,倍加爱护。这是我国惟一的一部完整的原版《托尔斯泰全集》,现存于南京图书馆。

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成绩斐然,1947年和1948年,戈宝权和罗果夫合编了两本《高尔基研究年刊》。这样的研究年刊,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从这个意义来说,戈宝权是我国“高尔基学”的开拓者。建国以后,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卓著,先后发表了《高尔基和中国》、《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谈谈高尔基的〈海燕〉》、《关于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和写作〉、《高尔基作品的早期中译及其》他》等专论。其中,既有评论性的文章,也有考证式的论文,详细地论述了高尔基与中国革命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全面剖析了《海燕》这篇作品的写作背景、思想意义和艺术感染力。这些论文既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又促进了我国高尔基学的发展。

1980年代以后,戈宝权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研究范围也从俄苏作家扩展到世界各地区的文学和作家,先后发表了《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法国文学在中国》、《漫谈西葡拉美文学和中国》、《罗曼·罗兰和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一系列文章。

(四)【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的大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戈宝权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他着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 在国外》等书,论文有《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罗先珂》等。还对郭沫若和茅盾进行了研究,写有《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和《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文。

鲁迅是戈宝权研究的主要作家。1976年他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随后又担任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和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的顾问,因此鲁迅便成了戈宝权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短短的数年之中,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涉及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鲁迅与外国作家的交往和友谊,鲁迅著作在国外翻译、出版和研究的情况等。在这些文章中,引起国内外反响最大的要数《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这篇论文。这篇文章内容博大精深,多方面、多层次地论证了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崇高地位,因而受到许多外国汉学家的盛赞和肯定。〈阿Q正传〉在国外》也是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论文。《阿Q正传》是鲁迅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不仅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给鲁迅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戈宝权在他的论文中,先是论述了这篇小说的成因,以及它在国外所引起的巨大反响,继而论及《阿Q正传》被介绍到国外的情况。这篇论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打破了俄译本是最早的欧译本的传统看法,并以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梁社乾翻译的英译本和敬隐渔翻译的法译本才是最早的欧译本。正是有了这两种译本,鲁迅的名字才传遍欧美各国,引起欧美作家的关注。戈宝权对《阿Q正传》的考证研究,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甚至连鲁迅生前好友也给他去信表示称赞。

除鲁迅外,郭沫若、茅盾等现代著名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也是戈宝权研究的对象,他为此发表过多篇论文。这些作家大多是先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而走上创作道路,且翻译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戈宝权通过他们的事例认为,外国文学“丰富滋养了中国的新文学”,这种论断是不容置疑的。

(五)【文化与友谊使者】

戈宝权以“外交官”、学者的身份,曾多次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和应邀访问与讲学。他访问过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出席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应邀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讲学。该校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是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第一个外国学者的名誉博士学位。可以说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操着东台方言的声音。

藏书,是戈宝权一生最大的嗜好。他平时省吃俭用,把钱全“储”在书上。他家藏书古今中外都有,多为善本、珍本,计两万余册,1986年戈宝权毅然将一生的心血全部捐给家乡江苏省,政府为表彰他这一义举,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戈宝权以这笔款子,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掖、扶持年轻的翻译工作者。1988年戈宝权专程回到家乡东台,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并将他珍藏多年的译著及杂志近两千册赠送给东台市图书馆,其中有一册是他的叔父、我国新闻史学拓荒者戈公振早期写的新闻专著《中国报学史》,此书曾饮誉世界。戈宝权在赠送的《鲁迅全集》上,亲笔写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所的顾问,我从七十年代末即参加鲁迅全集的编审和注释工作。这套新版的全集于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纪念时出版,其中第十卷的《译文序跋集》就是经我的审编和建议收入全集的。全集中有不少注释,都出自我的手,参加编审的同志都认为是突破性的。当到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时,我特把这套全集赠给我的家乡——东台市图书馆收藏。”

家乡东台把戈宝权的赠书视为珍贵文献,建立了“戈宝权图书馆”。

周总理和戈宝权妻子郑兴丽女儿戈小丽全家合影

(图中立于宝权和总理中间的是宝权妻郑兴丽与其女戈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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