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下的蒙古：贵族的荣耀与平民的苦难

清朝统治下的蒙古：贵族的荣耀与平民的苦难

清朝统治下的蒙古人，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一方面，蒙古贵族享受着与满族贵族通婚联姻的殊荣；另一方面，普通牧民却面临着人口锐减、生活困苦的困境。这种巨大的反差，揭示了封建统治下权力与压迫的双重性。

清朝统治下的蒙古人，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蒙古人中的贵族一直都是清王朝的座上宾，皇帝去热河打猎，到西郊练兵，过新年、办寿宴，都离不开他们的陪同。在清朝的北京城内，就有15座蒙古王爷的府邸，其中3座是外蒙古王爷府，12座是内蒙古王爷府。

清时期的满族格格和蒙古格格

在政治上，蒙古贵族与满族贵族大量通婚联姻，两族结亲人数极多。尤其是早在努尔哈赤后金时期就效忠女真的科尔沁蒙古，有从龙索命之功，不仅可以同满族贵族通婚，还可以同皇室联姻。所以当时许多蒙古王爷的母亲都姓爱新觉罗，也有许多皇室成员都有蒙古血统。康熙时期，清朝更是对部分蒙古王公子弟采取“教养内廷”的办法，培养了一批完全满化的蒙古贵族，满蒙关系进一步巩固。而这些完全满化的蒙古贵族也都在后续雍正、乾隆时期，满蒙关系降温后，成为维系满蒙关系的重要角色。

清末的蒙古王爷

总之，清时期的满蒙贵族联姻规模之大，放在世界都是罕见的，远远超过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和亲”人数的总和。

从表面上来看，清朝赋予了蒙古人无上的殊荣，但这种荣誉和大英帝国授予殖民地印度土邦王公的待遇没什么两样。在英属印度，土王们可以享受等同于欧洲国王的礼炮接待，可以获取大量的土地和财富。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统治下的印度平民正以数十万、上百万的规模在奴役和饥荒中死去。

同样，在清朝皇室和蒙古贵族共同统治下的蒙古平民也是如此。在清朝的近三百年中，一方面是满蒙贵族大规模联姻，一幅两族相亲的美好画面。而另一方面却是清朝对蒙古牧民系统性、制度性的减丁政策，蒙古人在这三百年里，人口由清初的两百多万降到民国时的八十多万。

满蒙联姻

清朝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度的集大成者。它对蒙古的统治策略直接继承自元明时期，用联姻拉拢蒙古上层，用政绩稳定底层，把蒙古人变成政治上的贵族、经济上的贱民。

清朝学习了元时期的军户制度，要求蒙古人世世代代为帝国提供血税，毕竟有一个凶猛好战的草原民族作为打手是再适合不过了，这也是八旗兵中蒙八旗的由来。

清朝还在草原上大力推广“黄教”，即藏传佛教，鼓励蒙古青年出家为僧，加强其定居倾向，削弱其好战性，进行精神阉割。

黄教在青海讲法

清朝又学习了明时期的分化手段，采用盟旗制分割控制蒙古各个部落。由官方划分的盟旗，结束了蒙古各部常年混战的历史，但是牧民逐草而居的迁徙却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甚至临时穿越其他部落的领地都不被允许。这种违背游牧经济规律的做法，导致蒙古各地草场退化，社会活动也趋于僵化。

当然，大清治下的和平也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对于河套、口外等地的蒙古人来说，他们终于有机会发展农业了。大批汉族农民和商人的到来也改变了蒙古的面貌，同汉族商人的经贸往来，既活跃了草原上的经济，但也对原有的游牧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比如说山西商人的高利贷就让很多蒙古王公走到了破产的边缘，而为蒙古王公债务买单的却是其旗下的普通牧民。这些王公贵族是新兴经济活动的受益者，但更多的普通牧民成为了受害者。

黄教的兴起，使喇嘛占青年男子的比例在清末达到了3分之1以上，讽刺的是，理应恪守禁欲律例的喇嘛群体，居然成了性病传播的主力，梅毒等疾病在草原上不断发酵。同时饥荒、鼠疫等老牌杀手依然周期性的收割牧民的生命。于是，虽然河套等接近中原地区的蒙古人口在清朝有所增长，但是整个草原上的蒙古人口却在逐渐萎缩。

20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和妻子一起到蒙古考察，面对草原美景，他动情的把喀拉沁草原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蒙古人。可是等到妻子怀上身孕，他们夫妇二人就迫不及待的赶回日本待产。因为他们很清楚草原上的卫生条件是多么的恶劣。在蒙古一些地区，婴儿夭折率已经高达30%。而在鸟居龙藏完成调查没多久，清朝终于迎来了灭亡。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其他各民族的分化制衡是清朝维持统治的基础。这一点在讲陕甘、云南回乱时已有展开，清朝对回汉如此，对蒙古人也是这样。清统治者以满蒙联合统治汉人，以汉人士大夫压制满洲贵族，以藏传佛教怀柔蒙古，同时离间蒙藏、挑拨蒙汉、疲弱蒙古。

和所有的封建朝代一样，这套残酷精准的统治系统，建立在权力平衡之上。而清末的内忧外患严重破坏了这种平衡，汉人力量的上升已不可阻挡，革命党人和北洋军阀接管清朝政权也就成了必然结果。

但是，就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普通汉人一样，民国的建立也并没有让蒙古平民的悲惨生活发生立竿见影的变化。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蒙疆地区活动的日本人还预言说，这样下去，蒙古人恐怕会在三五十年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