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升迁及其原因
《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升迁及其原因
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礼记》一书虽然成书较晚，却占有无与伦比、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我们这样说，也许会有人不以为然。其理由是经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儒家经典是“六经”（或“五经”）是儒家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而“六经”（或五经）中并不包括《礼记》，“六经”中的《礼》是《仪礼》十七篇，而不是《礼记》四十九篇。
实际上，认真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经学史就会发现，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就思想价值来说，不仅可以说《礼记》的地位超越了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五经”，而且也可以说《礼记》的地位也超越了“十三经”中的其他十二经。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的理由或根据。
（一）在儒家十三经中，《礼记》一书最全面、最系统地记述、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等都在本书中得到全面的阐述和揭示。
我们知道，“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所传授的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三礼》中所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
清末著名古文经学家曹元弼《礼经学》卷四《会通》中也说：“六经同归，其指（旨）在礼。《易》 之象，《书》之政，皆礼也。”
现代著名国学大师钱穆更是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综上所述可知，儒家经典文献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就是“礼”。儒家礼学思想的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而在“三礼”当中，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礼记》最为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如下：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数”即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
在“三礼”中，《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主要讲述各类礼节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基本上也是属于“陈其数”的范畴。
而《礼记》一书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而且阐释、揭示了各种礼的“义”。《礼记》四十九篇，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上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伦理规则，在《礼记》中都有专章论述。它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因此，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可以说《礼记》在三礼之中最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古代学者已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如明代著名学者郝敬在《读礼记》中指出：“先儒推《周礼》《仪礼》以为经，欲割《礼记》以为传。夫三书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礼》尤多揣摩，杂以乱世阴谋富强之术。《仪礼》枝叶繁琐，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简之旨，圣贤仁义、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学》《中庸》两篇，岂《周官》《仪礼》所有，故《三礼》以《记》为正。”郝敬认为，《周礼》中有阴谋之术，《仪礼》繁琐不切日用，而《礼记》则多名理微言，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故三礼中当以《礼记》为正。无独有偶，清代著名学者焦循也说：“《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礼记补疏》）
（二）《礼记》在曹魏时期升格为“经”，并在唐代进一步升格为“五经”之一，取代了《仪礼》的地位。
“三礼”当中《仪礼》十七篇出现最早，相传是由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而言。
而《礼记》四十九篇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当时还不算“经”，故称为“记”。到东汉末期，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到三国曹魏时，《礼记》便升格为“经”，并设立了博士，取得了与《仪礼》、《周礼》并列的地位。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北史·儒林传》）这说明当时的学者重视并热衷于《礼记》之学，而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少人问津。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唐太宗有鉴于南北朝时政治分裂而导致经学混乱的局面，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正义》，用以统一全国经学。孔颖达等人可能有鉴于《礼记》一书的思想价值高于《仪礼》，因而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并为其作“正义”（疏）。实际上就是把《仪礼》排挤出“五经”之列。从此之后，《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正式超越了《仪礼》，完成了由《仪礼》附庸蔚成大国的升迁之路，取代《仪礼》进入“五经”之列。唐代人们普遍重视《礼记》，“人皆竞读”（《通典》），以至于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玚“常叹《仪礼》废绝”（《旧唐书》）。
（三）《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被尊为“四书”之一。
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创立“四书”学是我国古代经学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合称为“四书”。在儒家经典中，朱熹对“四书”给予特别的重视。他集四十年功夫，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并将其结合作为《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从而创建起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影响甚大的“四书学”。
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主要是为建构和完善儒家道统思想进行论证，就是以“四书”发明儒家道统，以“四书”阐发儒家义理——包括儒家的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等。朱熹“四书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四书”重于“五经”。
朱熹说：“《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熹还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朱子语类》）朱熹在这里是以“熟饭”与“禾”来比喻“四书”与其他经典。他认为“四书” 能够直接体现孔孟之道，相当于“熟饭”，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相当于“禾”，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相当于“打禾为饭”。也就是说，“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重要。
朱熹的“四书学”革新并改变了我国古代儒家经学的发展方向，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之后，“四书”的地位逐步提高，而孔子所传承的“五经”（“六经”）虽然仍被人们顶礼膜拜，但其优先尊宠的地位却被“四书”所取代。换言之，也就是作为《大学》《中庸》所自出的《礼记》的重要性当然高于传统的“五经”。